就可召之即来，非常方便。华罗庚先生早上一到办公室，往往是他一面吃早点，一面给我部署相关事情。例如，今天安排讨论什么内容，由谁来先报告，那些人来参加等等。等他吃完早点，甚至没吃完早点，事情就布置完了。华罗庚先生办事效率如此之高，时间抓得如此之紧，不仅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我后来办事的榜样。
他与研究生在办公室讨论问题时，有些场合我也参加，他对研究生的指导除面对面地交流外，一般都还采用“挂黑板”的办法，让研究生按指定的问题在黑板上报告自己的想法和结果，然后其他人在下边“评头论足”。在报告进行之中，华罗庚先生或其他人感到有问题时，就会及时插话或提问。尤其是华罗庚先生的提问，往往要报告者从另一个思路去考虑那个问题，这对于报告者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考验和锻炼。那样浓烈的学术气氛，那样紧迫的提问和思考，凡身临其境者，无不感到那个办公室，简直就是一个“烤人——炼钢”的大熔炉。
正是得益于华罗庚先生亲自缔造的如此特殊的学术环境，后来才有可能从这里走出一批批杰出的数学人才。华罗庚先生在培养青年人才上，表现出的那种甘当人梯，呕心沥血。苦心培养的高尚情操和伟大胸怀，令人无比敬仰。
还有一件事情令人刻骨铭心，同样体现了华罗庚先生对青年学生的怜爱情怀。
大约是1961年初夏中的某一天，华罗庚副校长和郭沫若校长一道来参加中国科技大学学生的某次庆祝活动。当时，活动的地点是借用隔着一条马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天气炎热，学生们的热情更是高涨无比。在那个光秃秃的大操场上，没有任何椅子。若果大家都站着，后面的同学就什么也看不见。说时迟，那时快，在突然之间，郭沫若校长、华罗庚副校长、严济慈副校长、以及郁文书记等就一下子都坐在了地上。在场的同学们都被这举动惊呆了，感动了，立刻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要知道，那是光秃秃的硬土地；要知道，华罗庚先生的腿脚并不好使，他只好把他那不方便的一只腿直直地搁置在地上；……那样的场景，牢牢地定格在中国科技大学学子们的心坎上。华罗庚先生这一批受人尊敬的长者，他们对青年学子的怜爱情怀，就这样传给了下一代，成为他们后来做人的榜样，做老师的榜样，甚至做父母的榜样。
在华罗庚先生那种“甘当人梯”的情怀之中，一直包含着一个搭建中国“通天塔（即TOWER OF BABEL）”的伟大情结。华罗庚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这个理想。直到晚年，他仍念念不忘地对身边的人说：“为建造我们的通天塔而献身，这是我们每个科学工作者的崇高职责啊！”
精于搭“台”唱“戏”的巨匠
关于蜂房问题是这方面的一个小例子
有一次，华罗庚先生让我到图书馆去找《十万个为什麽？》一书中关于蜂房问题的那篇文章，好好看看那篇文章中会有什么问题。其实，他那时已是“心中有数”了，只不过是让我好好利用这个例子，去体验“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位数学巨匠，为什么竟然对一本是面对中学生的科普著作那么关注，那么感兴趣呢？与其说是华罗庚先生要亲自纠正该书那篇文章中的含混论述与词语，倒不如说是，华罗庚先生要用这个蜂房问题为典型，给中学生们进行实实在在的科普指导。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几乎包含了做学问的全部要素，也就是他总结出的： “有趣” 、“困惑” 、“访实” 、“解题” 、“浅化” 、“推广” 、“抽象”等。华罗庚先生就用这个蜂房问题为切入点，按照上述要素逐步展开，娓娓说来，生动无比，把这样一个有趣的生物学问题归结为一个数学上的二次式极值问题，写成一篇非常出色的科普文章。
后来，华罗庚先生用这个问题给北京的中学生做了一次很生动的科普报告，那是1964年2月中的一个周日，地点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对象是北京的中学生和中学老师。而且，华罗庚先生的这个报告，就是当年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第一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