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要搞“真正的应用数学”
华老是中国最早倡导发展应用数学的数学家，也是进行实践最多的人。可是却有人给他贴上不搞应用数学的标签，并予以批判。这迫使他提前“下水”，为后人和在中国发展应用数学开拓探路。他看到了发展应用数学的难度，他知难而进，以他年近花甲、报残之躯亲力亲为。他从不为自己辩解。他对我说：“好汉不提当年勇，看谁搞的是真正的应用数学。”我深深领悟到大师的境界、魅力和品格，他一生坚持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他对留校的年轻教师未来的发展也有全面的考虑，比如，他要我承接好运筹学课堂教学的重担，在发展应用数学的探索之路上，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因此，我在参加了第一次试点工作之后，就没有再安排我参加以后的试点工作了。而是让我搞好专业课教学。
5.他才是真正的全国劳动模范
华老曾任人大常委，经常接触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不管这些劳模来自哪个行业，华老都非常尊重他们，亲切地接待他们，没有半点架子。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哪些真实的场景，很难想象出华老与劳模之间的融洽程度。华老非常赞赏他们以自己苦练的特殊技艺与才能直接为国家的建设作贡献。他说，应用数学也是一种技艺，一种特殊的才能，也要像全国劳模一样，苦练一套本领，为祖国的建设作贡献。
在我的学生时代，华老带我会见过全国劳模时传祥，并让我与另一位同学，利用暑期时间，帮助时传祥搞清洁车运输的优化路线。在第一次普及数学技术试点的时候，他让我作为他的特使，到鞍钢和当时部委所属大厂去选点，每次他都向我交代那里谁是劳动模范，而不是那里的头头是谁。最后经过筛选，选定了当时电子工业部下属的774厂作为试点单位，我们到厂里直接找了华老熟悉的两位劳模联系落实试点的事。事实上，华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模范。
（4）八年通信机缘
上世纪1969年，历史的浪潮把中国科大从北京推到了位于中国中部的安徽合肥。1970初，我随科大到了合肥。华老当时反对科大下迁离开北京，但大势所趋。由于周恩来考虑华老年事已高，行动又不方便，不宜下迁，把华老留在了北京。科大下迁2个月之后，我与华老之间产生了一种新机缘，开始长达8年的通信往来，华老通过书信指导我的工作。华老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坚持探索应用数学发展道路的决心、信心和勇于战胜困难的勇气深深打动着我、激励着我。偶尔，我也借机会回京探望华老，谈的都是怎么搞应用数学的事。
华老当时最关心的是我的工作情况。中国科大下迁合肥后，曾一段时间归属航空工业部。那期间，我几乎走遍了航空工业部所属的三线工厂，完成了一些军工项目。1975年之后，中国科大重归科学院，研究工作也随之由军工转向民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是1972年开始逐渐恢复的，当时中国科大和研究所除了少量的所谓事业费，没有研究经费的专门支持渠道，研究经费一般由学校挤占少量的事业费，或者到地方上寻求经费的支持，工作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
为了坚持工作，当时东奔西跑去找项目。我的第一个民用项目是“电力变压器的优化设计”，这个项目的完成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对于应用数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突破性的；第二，对于变压器行业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当时，整个中国的电力变压器设计处在手工设计阶段，设计一个方案要花几个月的时间，集中几十个设计人员才能完成，因此，合作单位合肥变压器厂提出用计算机代替手工设计。
我们不但实现了计算机设计，而且是电力变压器系列的优化设计，不但大大节约了成本，而且提高了产品的性能。这个项目获得了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和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华老对这个研究成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此给我写信“表示热烈的祝贺”还风趣地写道：“科大数学系从此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了”。
在我当面向他汇报之后，华老非常高兴，并且评点了“四个不容易”：第一，建立数学模型不容易；第二，利用计算机不容易（当时中国只有电子管计算机，计算机程序是用原始代码编的，用穿孔机打孔，用纸带输入）；第三，提出用等价目标函数替代原来目标函数的思想不容易；第四，利用函数性质，给出平面对分法的算法不容易。华老的肯定和夸奖对我是极大的鼓励，把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之后，我又提出更动目标和更动约束的思想和技术。华老又说：“你做的正是我第二步要做的事情，你先做了，真不容易”，第五个不容易。接着他阐述了应用数学从层面上可分成两种类型：普及推广型和创造型以及它们不同的评价标准。然后，他又向我提问：“你搞了那么多实际项目，我得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奖，你也得一个，你有什么个人体会”？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稍停片刻，我对华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