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玛丽·利基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莱托里地区大约４００万年前沉积下来的火山灰层中发现了显然是两足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的足迹，其中有成人的足迹，也有小孩的相对比较短而宽的足迹。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２日，蒂姆·怀特等人类学家在世界性的权威学报--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宣布他们在阿法地区又发现了更加早期的人科化石，其年代为距今４４０万年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化石，被认为是最早从森林中的树上下到稀树草原的开阔地面上生活的人类代表，因此被定名为地猿始祖种。 正是由于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科成员都出自非洲东部，因此现在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都相信，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 那么，为什么最早的人类化石都发现于非洲东部呢？那个时候，非洲发生了什么？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告诉我们，１５００万年前，整个非洲从西到东覆盖着一整片广蹂的热带雨林；这里是灵长类的天堂，居住着形形色色的猴类（猕猴超科的成员）和猿类（人猿超科中猿科的成员），而且与现在的情况相反，那时猿类的种类远远超过猴类的种类。
后来，地质运动使环境发生了变化。非洲大陆东部的地壳，沿着红海、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一线裂开，地壳深层的熔岩断断续续地涌出地面。熔岩涌出、冷却、再涌出、再冷却……，结果，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陆地慢慢地升高，形成了海拔２７０多米的宽阔的高地。这一宽阔高地的形成不仅改变了非洲的地貌，而且改变了非洲的气候，使得过去富含水汽的由西向东的均匀流动的气流受到了阻碍，结果，高地东部因水汽被阻隔而成为干旱少雨的地区，从而失去了热带雨林生长的条件。从此，连续覆盖的非洲热带雨林（在东部开始分裂成一片片的树林，树林之间由稀树草原和灌木丛所镶嵌。
环境的改变必然使生物种群中业已存在的许多变异面临自然选择的检验；而这种镶嵌性的生态环境为多种变异类型的生存提供了机会；但是，一旦某种合适的环境消失，适应于这种特殊环境的变异类型就将面临绝灭；当许多这样的变异中间类型消失后，最终留下来的某些变异类型就很可能与最初存在的那些类型差别甚远了，这时它们已经成为了新的物种，也就是说，生物类型更新了，生物进化了。 人类起源前后那段时间里发生在非洲东部的事情正是这样的。早在本世纪６０年代，荷兰古人类学家科特兰特就已经认识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受冷落，１９９４年，法国人类学家伊夫·柯盘斯又重新认识了这样的历程，这就是现在已为大多数科学家承认的所谓的“关于人类起源的东边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上面已经交代了，接下去的情景是这样的。
大约在１２００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使非洲东部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沿着当初地壳裂开的那条线，形成了从南到北的长而弯曲的大裂谷，称为“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南起莫桑比克，向北经坦桑尼亚分成东西两支；东支向东北，经埃塞俄比亚直达红海；西支则向西北，经乌干达进入苏丹。大裂谷的形成产生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阻碍动物群东西交往的难以超越的屏障；二是进一步促进了镶嵌性生态环境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种环境的力量，人类和现代非洲大猿的共同祖先的种群自然地分开了。这些共同祖先的留在非洲西部的后裔依然沿着适应于热带雨林中生活的方向缓慢地发展着，到今天就形成了现代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相反，这些共同祖先留在非洲东部的后裔中的一支，在开阔地面这样一种新生活的选择压力下，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技能，即两足直立行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适应，这就是人类；而在同时，大多数曾繁盛于１５００万年前的非洲猿类却由于环境的改变而灭绝了。 两足直立行走对于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类和非洲大猿的共同祖先是生活在古老的非洲热带雨林中的，因此早已适应了在树枝间爬上爬下的垂直性运动。他们又偶尔下到地面上，但也并不象今天的黑猩猩那样以指关节来着地行走。当东非大裂谷形成后，非洲东部气候变得干旱了，热带雨林被广阔的镶嵌性的热带稀树草原所取代。我们的祖先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适应所有的这一切变化，他们仍然要在树林中取食和睡眠，他们的食物的大部分依然依赖于树林（例如果树上的果实）。但是，热带稀树草原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们在向过去那样老在林子里的大树上爬上爬下了，他们需要经常地从一片树丛转移到另一片树丛中去。转移时必然要通过地面，这就增加了对地面有效行动的要求。由于我们的祖先早已适应了在树上爬上爬下的垂直性运动方式，进化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他们在下到地面后不可能在象猫、狗、牛、羊那样四条腿行走和奔跑，这时，两足直立行走就成为最为有效的运动方式，其优越性显然远远大于黑猩猩那样的指关节行走方式。 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祖先最初下到地面上时走起路来肯定是、步履蹒跚跌跌撞撞的。两足直立行走技能的获得也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从发现的化石我们知道，地猿和南方古猿虽然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人类这样完善的地步，但他们已经能够较好地两足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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