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使书中的内容看起来非常简单。这是更高层次的“从薄到厚，又从厚到薄”的读书方法的典型体现。依据华老的思路，果然有学生改进了此书的一个不等式，并在某种意义上改进到最佳。华老对结果和使用的方法颇为欣赏。
华罗庚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学生做的事情，都要定期有个交代，决不能抱有“他会忘记”的侥幸心理。每次学生见他之前都怀着小心翼翼的敬畏心情，不但要在数学上做好准备，而且要想好如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对于不满意的学生他会当众训斥。但是对于符合心意的人，或者看到学生的成绩，他也会由衷的高兴。这种从严的要求，使他的学生终生受益匪浅，督促他们学业不断进步，永不自满。
我在读大学时听说，华罗庚在数学所讨论班上要求如何严格，学生在黑板前讲解、推导和演算时华老不断提问，并且穷追不舍，以至一些学生最终哑口无言，这种情况称之为“挂黑板”。
其实在科大的讨论班上并非如此。我的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一次讨论班上，北大老师对拉夫伦捷夫方程给出一个证明。他受到启发，突然想出另一个证明。信心满满地马上跑到黑板上讲，但是讲到一半就推演不下去了，十分尴尬。华老丝毫没有训斥的他，继续平静地点评这个题目。当天这个老师赶快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极力修补，最终获得成功。晚上他将新的证明从门缝塞进华老的办公室。第二天华老看到他的证明之后立即回信给他，在回信中又提出一个更简洁的证明，并鼓励他说：“可见开始的想法是迂回曲折的，你能不怕曲折搞出东西来，再求直道，研究之道在焉”。这个故事充分体现华老对年轻人的期望、鼓励和帮助。正如华老所说：“希望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向上攀登”。
（三）师生情谊
华罗庚在上世纪60年代共招收了11名研究生：62级四名（钟家庆、曾宪立、孙继广、陆洪文）；63级一名（林秀鼎）；64级六名（裴定一、冯克勤、陈文德、徐伟瑄、贺祖琪、那吉生）。
62级研究生陆洪文说过，华老虽然经常会严厉地批评他们。但是华老亲口对陆洪文等人说 “我是内紧外松。不要看我平时对你们很严厉，可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扬你们，会替你们说好话的”。记得在1984年，陆洪文和冯克勤请华老写提教授职称的推荐信。华老满口答应，并在在推荐信中特意加上“可以充当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意见。
华老也会很谦虚地征求学生对他的意见。1963年，62级研究生孙继广的父母从徐州来京看望孩子，华罗庚知道后特别在北京政协俱乐部宴请孙继广一家，还让另外两个研究生作陪。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学生很难吃到好东西，这让这几个学生都十分感动。听华老女儿华苏说：华罗庚家里从1961年开始国家每月补助一只鸡和两斤鸡蛋。但是家中人口多，粮食都不够吃，许多人浮肿。
64级研究生裴定一1968年毕业后到大庆当采油工，整天“量油测气、清蜡扫地”。1971-1975年随同华老在“推广双法小分队”工作，1976年中科院在此基础上成立应用数学推广办公室。华老把他调到北京。当时条件有限，只能住在用作工棚的活动板房中。华老和夫人两次到板房看望裴定一一家。第一次来，华师母还带了糖果，华老见到裴定一的女儿说：“小朋友，我们握握手！”，裴的女儿非常激动，第二天到学校和她的同学共同分享喜悦的心情。至今提到此事，她还记忆犹新。
华罗庚作为数学系主任和科大副校长，对一般学生也很关心。1969年在房山工地64级一名学生头部被石头砸伤住在301医院，华老让我陪着他亲自去医院探望，并详细向医生询问病情，叮嘱医生精心治疗。
文革期间，华罗庚的研究生面临如何对华罗庚表态。于是这些研究生让华罗庚在办公楼一间会议室向大家说明情况。会后特别派贺祖琪等人到华罗庚住处，查证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看到在毛主席信中称华老为“同志”（以前称为“先生”），并说“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这无疑是对华老的全面肯定。此后大部分研究生决定“保”华罗庚。把挺华罗庚的大字报“致周总理的公开信”贴在数学所批判华罗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旁边，进行反击。贫农出身的贺祖琪还特意参加“首都红卫兵”，天天到华罗庚住处保护华罗庚，以防造反派揪斗和抄家。
其实，除了华罗庚的学生还有华老的司机都尽可能保护华老。一次数学所批斗华罗庚后，非要在华老汽车后面挂一个硬纸箱做的写有“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司机看不过去，三下两下地把牌子揪了下来，扔进后备箱。到家后，司机又有拿出来扔进垃圾箱。
以上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亲历者所谈的事实。虽然事情不大，但反映了一位伟大数学家的情怀。谨以此文纪念华老一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