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二机部各类学校有的停办，有的撤销，有的交给地方。研究所被精简缩编，名存实亡。情报研究所和辐射防护研究所被撤销，绝大部分人员下放干校劳动；被保留的研究单位，规模也压缩到只有原来的1／3，并要按照所谓“建军的精神建设国防工业”，实行“掺砂子”，派工人参加领导，而业务领导骨干被调整下去，打乱了科研体制，破坏了科研工作。

　　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也受到严重干扰和削弱。核武器的研究工作虽然一直没有停顿，但“清查”、批斗，使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遭到极大的压抑，影响了工作的进行。一些基础科研项目基本停止，核电的科研工作未能展开。

　　十年动乱，使我国在核领域同世界有核国家相比，拉大了差距；特别是在核能、核技术的和平利用方面，缺乏明确的发展方针和有力的组织领导，长期未被重视，以致丧失了时机，落在了许多国家的后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台湾省，核电已形成为一门强大的新兴产业时，我们关于核电的决策，仍然举棋不定，徘徊不前，致使我国的核潜艇成功下水以后的20年间，核电仍为零的纪录。

　　从核电起步的问题上，充分说明我国决策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在专家之间，也发生在政府的职能部门和领导层内。

　　核电决策迟疑不定的教训，要求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上层必须进行改革，使技术决策与权力决策能有效结合。

“文化大革命”自毁长城 　保军转民，振兴核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