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90周年来临之际，数学家杨乐院士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办公室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谈了五四精神和对青年学子的希望。

“回顾五四运动90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的历程。现在是中国近百年来青年人成长的最好时机，国家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成长给予了多么大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处境比老一辈，如我的导师熊庆来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要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要有远大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要有浓厚的兴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五四运动90周年最好的纪念。”

杨乐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数学家熊庆来教授，从1966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其间曾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等职务。1979年～1990年，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采访中，杨乐讲述了导师熊庆来在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报效祖国的故事，以及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经历。

　　“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

　　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的一个偏僻小乡村，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归来，创办了三所大学的数学系，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参与了中国数学学会和《数学学报》的创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他的学生包括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徐贤修、杨乐、张广厚等，还包括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赵忠尧、林家翘等，是推动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熊庆来走上数学之路有偶然因素。杨乐说：“1913年，熊先生20岁时通过了云南省教育司主持的公派留学考试，赴比利时学习道路交通和矿业，成为云南历史上送往欧美留学的第二批学生，他计划学成后回矿产丰富的云南兴建实业。但是，到比利时的第二年，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殃及比利时，熊先生辗转到法国，当时法国高等矿业学校却因战事而关闭，他攻读矿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转而改学数学，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法国的数学非常强。”

　　在法国6年，熊庆来一心用在学业上，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酒店、戏院、舞厅，男不喜入。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他先后在4所大学获得高等算学、高等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和理论物理5个学历证书，并获得法国理科硕士学位，确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

　　五四运动后一年多，也就是1920年10月，熊庆来应家乡召唤，回云南创办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但计划却因时政纷争而落空。第二年，他应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邀请，担任东南大学算学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材，他就借鉴留学法国时的西方教材，编写出适合中国需要的讲义。

　　1926年，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算学系，系主任郑之蕃极力罗致熊庆来到清华任教，并于1928年清华学堂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将主任之职交由熊庆来担当。杨乐说：“清华这样重要大学的数学系这时才刚开始创办，北京大学于1913年创办数学系，要早一些。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科学和教育确实基础薄弱，刚开始起步。实际上，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就是从他们那一代人开始的。”

在清华任算学系主任期间，熊庆来大力倡导研究工作，先后聘请杨武之、孙光远、曾远荣、胡坤升、赵访熊等来校执教，破格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工作。1930年，熊庆来接替出国进修的叶企孙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决定在算学系设立算学研究部，招收研究生，并规定研究生毕业后可派送留学。这一年，他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陈省身。

1932年，熊庆来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到法国从事数学研究。杨乐说，“这是熊先生第二次赴法国留学，他利用清华的学术休假制度休假一年，再请假一年。在法国的这两年中，他完成了博士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熊先生开始在法国作博士研究时已经40岁了，在国内已是系主任和教授，开设了许多数学课程，但他并不满足，抓住机会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在法国的博士研究水平非常不错，有相当大的影响。”

　　熊庆来第三次去法国是在解放前夕。1949年9月，他作为云南大学校长，与梅贻琦等奉命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会议。就在他从广州飞向法国时，国民党行政院下令解散了云南大学，因此，会议结束之后，他就留在了法国。不久后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从此，他练习用左手写字，旅居法国7年多。

1957年6月，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熊庆来回到北京，在华罗庚任所长的中科院数学研究院担任函数论研究室主任。在这里，两位年轻的研究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们就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杨乐和张广厚。

　　然而，在“文革”中，熊庆来被批判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1969年2月熊庆来在家中含冤去世。杨乐说：“从这里可以看出，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救国的道路是很曲折的，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很曲折。”

　　也许，熊庆来应该感到欣慰的是，1978年4月，在中央的批准下，杨乐和张广厚赴瑞士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成为十年浩劫后首次走出国门进行个人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

　　“较快进入研究的前沿和核心问题”

　　1951年，初中二年级的杨乐开始学习代数，对数学产生兴趣；几何图形的出现，逻辑严谨的推理和论证，使他感到非常新鲜，“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觉得一生都要作数学研究，要到北京大学去学数学”。

　　为什么要上北京大学呢？杨乐说：“清华过去有很好的数学系，但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清华的理科就并到北大去了。那时大家都认为北大的理科如数学系是全国最好的，所以，从1953年开始，我就立志要到北大念数学，而且还想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那时我就知道有中国科学院，但当时还没有研究生制度，我只是想到中科院从事数学研究。”

1956年，当杨乐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苏联学习，大学学制为5年。但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苏关系公开决裂，中央决定清华和北大的理科从5年制转为6年制，以培养高层次人才，因此，杨乐在1962年夏天才从北大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