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由于人类利益的高度膨胀，也即奉行只关注人类自身及其短期利益、忽视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物圈整体及其长远利益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思想，极大地损害了作为生命支持体系的自然生态的利益，导致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分布地域大幅度收缩，数量显著减少，质量严重下降，河流、湖泊、海岸带等生态系统更是被高度异化，加上污染损毁等，失去大量生存环境的野生生物物种越来越多地走向濒危或加速灭绝，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土地退化、资源紧缺、极端灾害和环境污染，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发展前景亦普遍表示担忧。建立自然保护区，就是首先要从地理空间上具体地限制人类利益的继续盲目扩张，预防最基本的生态底线不被突破，并极大地张扬自然生态利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由此而发展自然保护区事业，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不仅具有必然性、时代性，而且具有历史性、继承性；不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具有广泛关联性、世界性；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崇尚自然、建设幸福家园的重要实践活动，而且上升到国家意志和国际社会的共识，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法积极推进促成，保障一系列崇高目标的充分实现，其永远不变的价值目标和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追求并呵护最大的自然生态利益。自然保护区事业，是人类全面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高扬“自然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旗帜，有效缓解人威胁、防范新的开发破坏，使其惠及人类世世代代的生存发展，是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管护自然保护区的最终落脚点，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价值观，也是自然保护区的基本社会定位。

从人与自然关系看

地球是太阳系中惟一能支持生命的绿洲，现今生活着种群数量达70多亿个体的人类，曾有预测说世界人口2012年将达到70亿的规模，实际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宣布2011年10月31日即达到70亿。我们荣幸地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星球，享受着生命的快乐，同时也关注着孕育、呵护、保障生命安全和生活幸福的地球生命支持体系。联合国统计显示，世界人口从10亿增长到20亿用了一个多世纪，从20亿增长到30亿用了32年，而从1987年开始每12年就增长10亿，人口激增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激增，粮食、水资源、宜居土地的供给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新京报，2011.10.31）。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地球上除了人类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生生不息的野生动植物，也和人类一起分享生存空间，无论陆地还是水体，到处都有它们的家园。野生动植物不仅和人类共同组成地球生命世界，而且通过构建各种功能强大的生态系统成为人类生存的支柱，它们是地球所有特征中最复杂、最活跃和最富于变化的因素，和各种地质地貌、自然现象相结合形成生物圈，通过共同的代谢活动并以物理和化学的形式与大气层、地层和水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存环境。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人工难以模拟的生命支持体系，自然世界因此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背景和基础，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依存，幸福的家园。地球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适于吸入的空气、可饮用的水源、肥沃的土壤、高产的农田、富饶的海域、适宜的气候以及其他各项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态系统服务，都充分显示了生物体的作用。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物种、遗传资源、生态系统不同层次上的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在城市还是农村，作为政治家、科学家还是普通劳动者，都完全依赖于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无价服务，这包括从清洁的水到丰富的食物，从风暴防御到文化认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席科学家Jeff McNeely）等所有的东西，人类的理性也深深根植于地球。
生命共同体
地球是包括人类和各种野生动植物在内的生物共同体的共有家园，并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生态服务和产品，人类才得以兴旺发达。人们常说“大地是母亲”，“我们是自然之子”，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诠释。然而茫茫宇宙只有1个地球，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合适的地域空间，自然万物的展现、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合适的地域空间，并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必须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环境条件。地球本身虽然是行星，处在不断运动中，可是地球的大小尺寸、赤道与极地是衡定的，地表海陆构成、各种不同的气候、自然景观等，也基本是常数，因此地球上可供生命生存的空间、各种生命支持体系和整个生物圈的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熟悉的土地、土壤和各种状态的地表水、地下水、天然植被等自然物，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对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则是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无从构建人类社会的大厦，但生物圈基本构成要素会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而发生巨大变迁，自然生态系统一旦崩溃，届时遭殃的不仅是自然，最终人也会被一起埋葬。这使地球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空间和生命支持体系，在人类开发利用与自然生成展现之间的合理处理，成为现代社会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学家和勤劳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地球形成已有46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充其量不过几百万年时间，许多生物物种都比人类出现的早，并为人类诞生进行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准备工作。不过“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水土资源相对于优势物种的人类的占有并作为劳动对象和发展资源，始终都处于被动地位。当着人类社会按照人的需求和主观意向大量占用地球水土资源地理空间，并通过生产劳动进行一系列实质性开发、充分利用甚至加以显著改造，让高山低了头、使河流改了道、普遍以人为性代替自然性、到处都“旧貌换新颜”的时候，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模式就被高度压缩、破坏了，人类兴旺的背后是许多野生生物的加速衰败，并最终动摇人类生存基础。当代许多制约经济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由此而产生，不同地方的人们已经相继感受或饱尝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从发生学、生态学观点科学地看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水土资源地理空间，人类及其经济社会体系，永远都只是自然界的一个子系统，以自然为存在基础、展开条件并包含于自然之中。人类归属于地球，生态权利优先于经济权利，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理解自然之生命和力量的历史，对自然的科学理解和有效维护，尊重生态原理进行的资源开发利用，保障着人类的基本生存。或者说无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么积极并富有创造性，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相对古老的自然界来说有多么的强势，经济建设是多么的活跃，社会经济体系多么庞大，人类文明成果多么辉煌，但都不能离开“自然”这个基础而孤立存在、独自发展，它们的基相永远都是朴实而博大精湛的大自然，这是科学的认识论、人地观，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但是，从人类一向所持有的主观意向、能动性和影响力现实地看，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展现区域、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构成要素，不论是其被动性从属地位（如只要人类有用便被首先用来满足人的需要），还是质量（自然特性常常为人类活动所改造、控制、胁迫甚至毁灭）以及空间格局（越来越破碎而不完整）、数量规模（自然生态系统不断被瓦解、自然生态区域越来越少）等，已经在很多地方反而表现为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统领下的一个子系统，包含关系颠倒了，自然区域的基相似乎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社会。这虽然是表象，但也是人们可以经常看到的现状，甚至有人也居然认为自然生态本来就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对“自然”多有颐指气使。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评估，我国“95%的可居地已住满了居民，留给野生动植物的地方已经很少了”。 ？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刻警醒，采取可行对策积极加以改变，任由延续这种情况甚至使问题日趋严重化，必然进一步恶化地球生态系统的安全格局和未来走势，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对子孙后代的承诺将不可实现。
这绝不是自设命题，也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放眼望去，大地上不仅自然条件适宜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广阔区域，早就被彻底改造成了主要或只为经济社会发展等人类现实利益服务的耕地、牧场、渔业水域、经济林区、乡镇村庄、住宅区、采掘区、工业区、城市建成区和水利水电、交通运输设施等生产、生活空间，而且，那些自然条件严酷的地带，不适宜人类生产生活的地方，如高海拔地带、陡峭山野地带、大漠戈壁边缘地带、干旱缺水或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洪水泛滥地带等，也有人类长期定居和生产，到处都深深打上了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烙印，大家公认已经很少有未曾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区域。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在人类看来合理的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和工程设施建设等，对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而言就是桎梏，就是破坏自然法则和生态进程，就是生命的终结，更不要说那些连人类自己都认为会使区域生态更加不平衡、自然产出和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大为减少，甚至导致产生生存安全新威胁的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了。因为仅从人类本身及其现时经济利益最大化出发，不受任何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约束的、吃干榨尽式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居高临下式强度干扰自然生态系统，是以大量蚕食、侵占、破坏其他生物生存繁衍条件为代价的，大地上森林草地、河湖水系、洲滩沼泽等自然生境及其野生动植物、原野山川、风景名胜等自然的组分越来越少，久而久之就会使生物多样性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大幅度收缩，越来越多的物种因生态系统瓦解、适宜生境丧失而失去栖居之所。今天野生动植物的种群数量濒危就是明天的物种灭绝，今天区域生态的破坏、生态系统的退化就是明天的各种生态灾难、环境危机，这是经济、社会和道德、美学的综合性悲剧，显著降低了自然世界的价值量，我们赖以为生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在未来永远也无法达到某些价值高度了，人类对自己的前景深感忧虑。
以物种灭绝为例，据估计当代物种灭绝速率大约是地球典型历史时期物种灭绝速率背景值的100至1000倍， ？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人为灭绝，比自然灭绝的速率至少大100倍。我国是普氏野马、麋鹿的故乡，但现有种群是从国外重引进的人工圈养驯化种，正在做重新回归自然的努力。华南虎、东北虎曾在我国广泛分布，解放初期还被作为有害动物进行捕杀，湖南湘西1950年前后就组织过专业打虎队，打虎40多只，据可查资料统计整个1950年代，全国至少猎杀了3000只虎，大部分是华南虎，但目前虎的分布区已大幅度退缩、数量锐减而虎迹难寻。扬子鳄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分布区已十分局限，数量急剧减少，且适宜生境范围越来越小，拯救困难。我国也是朱鹮的重要分布区，20世纪30年代时15个省（自治区）有分布记录，到1981年时只在陕西洋县发现有7只幸存，而比这更糟糕的是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家的野生朱鹮都相继灭绝。曾有专家撰文介绍我国20世纪灭绝的10种野生动物， ？包括新疆虎、普氏野马、塞加（高鼻）羚羊、台湾云豹、直隶猕猴、白头鹮鹳、豚鹿、小齿灵猫、镰翅鸡、冠麻鸭，读来使人感到有些物种的灭绝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如普氏野马，据介绍1957年还在甘肃肃北县野马泉一带捕获过1匹，但很快野马野生种群就绝灭了，现在新疆卡拉麦里、甘肃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和甘肃武威濒危动物研究中心的普氏野马，都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国外重引入人工圈养种群后繁育的。赛加羚羊20世纪50年代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北塔山一带、甘肃马鬃山地区及内蒙古西部还有分布，也很快就绝迹了，塞加羚羊角是一种重要药材，后来不得不从国外引进种源繁育扩群。也有许多植物种相继被列入濒危、灭绝行列，调查显示普陀鹅耳枥、峨眉拟单性木兰等，野外自然群落存活个体只有1株、几株、几十株，可持续生存力已十分微弱。
在漫长的自然史和生物进化历程中，物种原本有兴有衰，有生有死，从来没有停止过演替变化，生命的长河表明地球已经有过6次大的绝灭速率很高的物种灭绝事件。但当今世界许多物种出现非自然原因而加速灭绝的巨大变故，有生育能力的生物不能传宗接代，濒危物种名单越来越长，则和人类对水土资源过度经济开发利用直接相关，剥夺了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或适宜生境，这是生物多样性以空前速度丧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还有对生物个体的采猎等。根据生态学原理，自然生态系统是一张生命之网，每一个物种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因而物种是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并在其中发挥某种功能和作用，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生态系统才变动不居、生生不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服务功能。一个物种短期内的人为濒危、灭绝，绝不是物种本身的孤立事件，而是表明在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下，生态系统自然模式被不断打乱，生物群落不断贫化，导致演变中的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出现紊乱甚至大幅度变化，物种没有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包括栖息地毁坏、食物链断裂，那就只能以自我消亡而告终。物种和生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物种的人为灭绝破坏了生命之网的完整性，反过来又影响到生态系统复杂性、稳定性和适宜生存性以及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弹性等整体功能，进而又导致其他物种的消亡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功能不可逆转的劣变。由于野生生物的衰减，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已经大大减少，因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自然产出随着生物的衰减而衰减，这种变化和影响最终也都会反馈到人类社会及其经济体系。如鲟鱼远距离洄游习性，首先要求生存空间的完整性，河流上下游和河海之间洄游通道是通达的。如果鲟鱼自然生存没有问题，表明与其有关的自然环境也还比较好，生态系统仍然会有丰富产出，如清洁、丰沛的水资源、丰富的渔业资源等，人们对此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中华鲟是长江水系中有代表性的大型洄游性鱼类，在长江上游及金沙江产卵繁殖，在海洋中长大。现在中华鲟的洄游通道被一个个水电大坝工程阻隔，中华鲟不能溯江而上到达传统产卵江段，除在葛洲坝下形成一处自然产卵场外，人们欲通过人工繁育放流实现物种的延续。白鱀豚是长江水系中有代表性的珍稀哺乳类动物，在生物进化史上与大熊猫具有同等价值，但其赖以生存的水域人类活动压力持续加强，河流生态系统自然性持续恶化，保护越来越难，甚至被宣布为功能性灭绝。它们都是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长江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生物，其生存状况是评价长江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性及河流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巧合的是，长江水系中不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白鲟、达氏鲟濒临灭绝，二级重点保护物种江豚、胭脂鱼等，种群数量呈现迅速衰退的趋势，而且许多经济鱼类的可持续产出也难以为继了。被誉为“长江三鲜”之一的鲥鱼于几年前绝迹，野生河豚几近绝迹，刀鱼也离我们越来越远，过去一网下去能捕50kg，如今江苏全省最大的某“捕刀村”48条船作业20天时间，平均每天只能捕到刀鱼10kg。 ？而现在已经很难捕到，半天也捞不上两条，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2012.4.3）曾感叹：“长江刀鱼限捕10年仍面临灭绝，最贵每斤8000元”。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年野生鱼苗径流量，20世纪50年代多达几百亿尾，1997年35.87亿尾，2003年只有4.06亿尾， ？2004年至2006年的平均发生量仅为2003年前的10%，2007年长江监利断面监测到“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已不足三峡工程蓄水前本底值的3%。长江口的底栖动物，1985年观察到126种，2002年减少到52种。长江水生生物链上、中、下端的物种多样性正处于全面衰退之中，表明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已因开发、利用、污染过度而受到极大破坏。 ？长江有专业渔民10.4万人，但渔业捕捞产量近年来已降到10万吨左右，不足最高年份产量的1/4，而且捕获物呈种类单一化、个体小型化、低龄化趋势。这无疑对长江渔业经济和渔民收入有重大影响，也会波及到市场供应和更大人群的生活，而长江河流生态系统旱、涝灾害频仍、水体污染的影响面就更大了。
以自然为基础的经济
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前，其生产和生活资料完全来自自然界，野生动植物是人类的食物和用品来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明推进，特别是现代工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和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已经使今天的人类社会对野生动植物的依赖程度显著降低，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甚至须臾离不开野生资源。如前述“四大家鱼”以及许多水产品，现在虽然主要靠人工商业化养殖供应市场，但需要不断补充野生种质资源，以解决人工养殖品种性状退化问题等。同时，人们也从来不排斥对有优势、有特点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继续利用，除有利用传统的种类外，还不断发现新的有利用价值的种类并将其资源化。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其有些地区，野生动植物仍然为许多人提供着生活来源，人们消费肉类的多一半来源于野生动物，如据报道马来西亚一些地方人们食物中67%的肉类来自于野生品，利比亚人消费肉类的75%来源于野生，而且在那些不贫困甚至很发达的国家，野生动植物作为药物、天然食品、装饰品、狩猎纪念品、工艺品、毛皮羽制品和宠物等，人们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回归自然、崇尚自然等名义下大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通过合法的、非法的渠道在国内外市场上大量进行着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国际社会有通过贸易管制来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约方已从1975年7月1日公约生效时的10个国家发展到今天的176个国家，也有科学界慎密编制的揭示物种生存状况以便警示人们采取有效保护对策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名录。现在，CITES附录物种（对因国际贸易而有灭绝风险，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管制贸易进行的物种）和IUCN濒危物种名录不断加长，前者已有约5000种动物和28000种植物（2004年）被列入（其中涉及我国物种约2000个），后者已有5274种脊椎动物和8321种植物榜上有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物种生存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相互影响。
经济的中心环节是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或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生产劳动过程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生产活动是在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持续进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自然界不仅以其多种组份作为物质要素和保障条件参与了生产，而且是整体地与人类协同完成生产过程，这种情况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农作物和畜禽产品的生产，是农用动植物品种在自然环境中按照大自然的节律生长和繁衍的，包括土壤、水分、营养、光照、气温等，完全有赖于生物多样性提供的诸多生态系统服务，才可以完成生活史并达到产品标准。生态系统服务使土壤得以形成，肥力得以保持，水土流失得以控制，养分得以循环，水源得以涵养，水质得以清洁，废弃物得以处理，作物得以授粉，虫害得以减轻，或牧草得以茂盛，被捕食者得以滋生，水陆各种生境和区域性小气候得以优化、稳定等。因此，农业生产是自然生态过程和人的目的性、适应性活动交织在一起共同进行、共同完成的，农业生物的来源、繁衍、生长、发育、成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天”、“地”、“生”，不仅要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后盾，与气候及其季节变化节律保持一致，更要得到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有力支持。对于农业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人们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拔苗助长，只能建立在自然大环境的基础上，通过掌握和顺应、利用自然规律获得更大自由，更好实现主观意图，这就是自然的力量所在。同时，农用动植物品种也不能单调或老化了，需要不断从大自然得到新的种类或遗传资源的补充，才能保持旺盛的生产活力，人们从主食、菜肴、果品到衣着、医药、日用品等基本消费也才能更加丰富多彩。这就要求必须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活力，以便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物质生产、消费乃至精神愉悦等，提供更加全面、充盈的服务。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与墨西哥、巴西、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秘鲁、南非、委内瑞拉等国家一起，被称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而且大部分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大国，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依赖于水土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本。我国国土面积中，农用地面积达657万km2，耕地年产粮食5亿多吨，还有大量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产品、工业原料和上万种中药材等。这些凝聚自然之力和人工物化劳动的生物性产品、农产品等，是我们庞大人口的衣食之源，其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的基础。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这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食物和其他农产品，其发生、发展则是以大自然为“天”的，这面“天”的情况及其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们食物的生产。如果物种灭绝，生物资源匮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严重衰减，旱涝等自然灾害频仍，粮食等产业达不到一定的经济目标，就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基本生存和幸福安康。农民种地期盼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丰产丰收，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及其引发的生态恶化，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功能紊乱、缺失，导致肥田沃地成为瘠薄甚至不毛之地，土地生产力显著下降，农作物病虫害增加，产量降低，还会出现极端的干旱、洪涝、冰雪等天气，酿成绝产绝收。人们都向往鸟语花香、山清水秀、峰峦浑厚的自然美景，但自然美景很容易在资源开发利用、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破坏，降低其价值量甚至灭失。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仅物产富饶，而且能常用常新，但生物多样性很脆弱，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或生成有许多限制条件，很容易被人类永无止境的需求所耗竭，打乱脆弱的生态平衡秩序后，即便可再生资源也无从再生了。
人类过多的地理空间占用、无数不负责任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城市社区和工业生产场地等人工生态系统，但同时构成对自然世界的巨大威胁，生态平衡失调，环境质量下降，物种濒危面扩大，自然物产减少，灾害增多，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生存及其经济社会体系的各项服务，正越来越远地加速离开人们的目标值，人类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如何走向包含关照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科学发展，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发展中保护和恢复关系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自然基础，使每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举措，都能成为大山真心欢呼、河流真心歌唱的善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强烈要求，也是我们时代有更高生态自觉的标志。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发现，全球大约60%的生态系统服务质量下降或正在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至少25%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渔业资源遭到过度捕捞，25%淡水资源的使用已经超过了长期供水的限度。同时，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加强常常导致其他生态系统服务质量的下降或缺失，如通过广泛地使用化肥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会导致水质下降；扩大耕地、工矿、人工建筑物、构筑物和城乡建设等用地面积，会使更多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另据调查，我国生态系统有40%处于退化甚至严重退化的状态，生物生产力水平很低，已经危及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15%～20%的物种受到严重威胁，遗传多样性大量丧失，相当数量的携带宝贵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野生近缘种，其生境受到严重破坏。如海南岛20世纪60年代有野生稻200 hm2 ，但由于开垦、养殖、放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目前面积已经锐减，有的分布点不复存在。海南和广东的普通野生稻，原来1182个分布点的80%已消失；药用野生稻分布点保存下来的只有3%～5%；疣粒野生稻12.9%的群落灭绝，83.9%的群落处于中度和重度干扰之下；袁隆平院士用于水稻杂交育种的“败野型”野生稻，在其原生地三亚1株也没有了（海南日报，2008.5.22）。
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