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人和教子

罗曼－玛特斯（Lohmann-Matthes）夫人曾是德国免疫学界知名的女教授。我留德期间（1986-1995），一直在她的实验室工作。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是她被癌症夺去了生命15年的日子，我深深地怀念她，欣赏她独特的品质，感激她无形中教给了我那么多对人对事应持的生活态度。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女性。
在这里，我想谈的不是罗曼－玛特斯夫人如何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而是她在为人和教子方面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第一次见到罗曼夫人是我1986年冬季刚到她的实验室。她那天亲切地对我微笑的模样至今还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微笑本不是什么特殊的表情，可是对于那天那个从中国只身来到异国他乡、语言有障碍，心中有些惊惶的我来说，那样的微笑是多大的安慰呵！也就是那一刻，我懂得了，微笑对于一个惶恐的外乡人来说有着怎样的份量。
罗曼教授让我到她家里住了一些日子，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她那充满生气的家庭生活。我才了解到，罗曼教授是一个在德国极为少见的、既做着四个孩子的妈妈又当着教授的女性。当时罗曼教授的四个孩子各为十四、十二、八、四岁。教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周末才能回家。平时的家中，就罗曼教授领着四个孩子生活。在德国，早已没有了雇保姆住在家中的习惯，所以，作为母亲，罗曼夫人要亲自管理孩子们的吃喝拉撒，同时，还要对孩子们的教育尽职尽责。对于做教授的妈妈的忙碌，孩子们也十分体谅，每天早上六点，大家都自觉起床，早餐后钻进妈妈开的面包车，由妈妈一一送到幼儿园或学校。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曼教授一家晚上的生活。晚饭时，当孩子们坐上餐桌，热烈的“学术讨论会”就同时开始了。知道妈妈是教授，孩子们一个劲儿地提各种问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学校老师布置的、课后同学们争议的，统统都带到餐桌上来提问，需要妈妈的解答。天天如此。在晚餐融融的灯光下，罗曼教授让孩子们充分享受这一段一天中难得的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哪怕孩子们闹炸了锅，她从不喝斥、烦躁，只是尽力解答孩子们的问题，也容许孩子发表完全不同的观点。当听到孩子说出自己还不了解的知识时，她会睁大眼睛认真地说：“真的呵？我还不知道呢！”我很欣赏她与孩子们平等交流的艺术。晚饭后，每个孩子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单独与母亲讨论家庭作业。九点是孩子们自觉上床睡觉的时间。待孩子们房里的灯都一一熄灭之后，罗曼教授才又拿上公文包，驾车去研究所，在那里工作到半夜12点到1点。
这个从不向孩子发脾气的母亲却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一次，我听见罗曼教授最小的儿子、年仅四岁的塞巴斯迪亚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放声大哭，怎么也无法把他哄出来，后来罗曼教授进去一看才发现，塞巴斯迪亚是因为上了厕所后没能够用水冲干净便池而羞愧大哭，不愿出来，一直等到妈妈帮助他刷净了便池，他才破涕为笑。原来，罗曼教授从小事上去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她教导孩子自己弄脏了什么，一定要自己收拾干净，要求孩子们“上完厕所后自己要负责冲净便池”。结果，无论在她面前如何撒娇的孩子，在保持个人和家庭卫生方面都能够做得一丝不苟。
还有一件使我印象深刻事情是，1989年的圣诞节，孩子们终于把家里需要一台录像机的愿望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录像机已开始进入中国家庭，这个德国教授家中没有录像机一事儿使我暗暗吃惊。罗曼教授告诉我，一直没有买录像机的原因是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处。为着孩子们的强烈要求，她召开了几次家庭讨论会，让孩子们尽量说录像机买来后会对家庭有什么用途。结果喜欢看足球赛的儿子的理由说服了她。他说电视里实况转播足球赛时，常常是他该做作业的时间，录像机可以把节目录下来，他就可以安心做作业，之后看录相了。罗曼夫人同意了孩子们的请求，并与孩子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录像机的使用原则：在学习时间里录制大家喜欢的节目，供全家人学习之余和周末播放。几个月后，罗曼教授告诉我，那条录像机使用原则，孩子们遵守得可好了。结果录像机不停地为大家录制好节目，成了家里不可缺少的东西。

（二）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

我的教授罗曼—玛特斯夫人在德国美丽的海德堡城长大。她父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教授。优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的音乐天赋，使玛特斯夫人从小学了一手超群的小提琴演奏本领，不到20岁时，她成为了海德堡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对此，她的父母深感骄傲。可是，出于对医学的强烈兴趣，年轻的罗曼－玛特斯夫人决定改变自己业已成功的音乐生涯，要去念医学。对于她改行的打算，她的父母最初是不赞同的。于是，她一边在乐团继续拉琴，一边悄悄去医学院念书。35岁时，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她，彻底中断了自己的音乐职业，转而进入免疫医学领域做研究工作。十年后，她成为德国免疫学界少有的知名度很高的女教授。1987年，她的名字被列入世界免疫学巨噬细胞专家前十名。
Fraunhofer研究院是德国学术水平高、研究领域广的大型研究机构。总部设在慕尼黑，几十个研究所分布于德国各地。这个庞大的德国国家级研究院拥有上百名教授级学术领头人，而罗曼－玛特斯夫人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德国同事们经常骄傲地对我提起这一点，说这是我们Fraunhofer研究院汉诺威毒理研究所的免疫生物学实验室很有名气的原因之一。
我注意到：罗曼－玛特斯夫人的出色并不只表现在她的学术水平上。给我震动最大的，是她的正义感和为正义去疾呼的行为。在研究和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白种人的汉诺威毒理研究所里，有一个皮肤棕黄、工作勤恳的土耳其籍电工莫克。大家对他敬业的态度交口称赞，无论电器何时出了故障，哪怕是半夜十二点，莫克也会从家中驾车及时赶到所里，前来修理。可是，这么好的一位工人，突然有一天被研究所新任所长开除了。理由是发现莫克把研究所的汽车轮胎偷回了家。在德国有一条规定，凡因偷盗而被开除的人，永远再不会得到被正式工作雇佣的机会。这对年近四十、拖家带口的莫克来说，打击是致命的。当时研究所里人们议论纷纷，对莫克被开除一事深感震惊，却又感到无能为力，所以大家都持沉默态度。此时，罗曼－玛特斯夫人站了出来。她从莫克那里了解到，莫克刚刚购买了一部研究所处理的旧汽车，办好一切手续之后，他上午把旧车开回家，下午就接到了被开除的通知。理由是，旧车的后背箱中有一个备用轮胎，莫克所签的购车合同书中没有包括这一轮胎，轮胎应为研究所财产，而现在轮胎随车到了莫克的家中，莫克的行为就是偷盗公有财产。在收到被开除通知的同时，莫克也被告知，从即时起，不允许跨进研究所的大门。这一来，就断掉了莫克为自己申辩的机会。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正直的罗曼－玛特斯夫人非常生气，她对我说：“这是一起再明显不过的对外国人的陷害事件，原因无非是新任所长看不惯其他肤色的人在这里长期工作。”她要帮助莫克讨回公道。在律师那里作了大量咨询之后，罗曼－玛特斯夫人在研究所发起了“为莫克无偷盗行为作证”的签名活动，结果全所90％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签名。这个签名文件帮助莫克鼓足了勇气，走向法庭，起诉汉诺威毒理研究所。官司打了整整一年半，结果，已经倾家荡产的莫克胜诉，法庭判决汉诺威毒理研究所向莫克作几十万马克的赔偿，并恢复了他在研究所继续当电工的工作。当消失了一年多的莫克的身影重新出现在研究所的楼道中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那次为莫克作证的签名活动。他们说，当时是罗曼－玛特斯夫人的正直给了大家勇气和力量。
199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新纳粹活动有所抬头，外国人住房被烧，在大街上遭到袭击的事件时见报端。又是罗曼－玛特斯夫人与其他五名教授在研究所带头签名反对新纳粹，号召大家参与“平等对待外国人”的万人烛光游行。
一次在闲聊中，罗曼－玛特斯夫人告诉我：她出生的年代恰好是二战时期，当时她年纪幼小，除了记得食品短缺，没有留下什么记忆。懂事以后，二战结束了，她才从家人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二战的事情。她很感谢母亲给了她极好的教导，使她从小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种族和种族之间都是平等”的观念。这个观念成为了她对人对事的原则，也成了她要求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子女们要牢固建立的观念。她说：当德国民族有了这个观念，二战的悲剧就不会再发生了。从事科学研究的罗曼－玛特斯夫人就是这样认认真真地看重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努力去身体力行。她说，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是建立文明社会的根基。

（三）从容对待最后的生命

我的教授罗曼－玛特斯夫人不止一次悄悄地对我说，她是个非常幸运的女人，因为她的丈夫很爱她。在德国，像她这样既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又是全职教授的女性，能拥有美满的夫妻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不多见的。我教授的丈夫罗曼先生年轻时学习法律，后来继承家业，成为德国一家有声望的医药公司的总经理。在德国呆了一些时间后，我听德国同事讲，在德国，所谓“成功的男人”的生活模式大致是这样的：三十岁结婚并很快有孩子，三十五岁买房，四十五岁离婚，五十岁抱上再婚生的孩子，芸芸。了解到德国这样的现实情况，我才对总经理罗曼先生的专情和罗曼夫人感到的幸福有了深深的欣赏。
在东西德国统一后的1992到1993年，德国政府把财力集中于统一事业，从而减缩了科研经费开支。过去长期由政府提供给罗曼夫人实验室的每年上百万马克的科研经费资助突然中断了。面对实验室正在进行的重要研究课题和十几名人员，罗曼夫人很镇静地告诉了大家她面临的经费困难，却毫无要求走人的意思。她希望大家继续干好工作，注意节约，表示她会去想办法使实验室走出困境的。在这一非常时期，罗曼夫人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来分发给她的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而罗曼先生的医药公司几乎将罗曼夫人实验室中所有的重大开支都承担了下来。这期间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更加理解了，罗曼夫人在提起自己的婚姻时，为什么总是那样两眼发光地轻声说，她是多么幸运。
罗曼夫人实验室的主攻方向是免疫系统的抗癌机理。在德国，她是一流的学术专家。一定是在那一段经费困难的时期，她独自承担了巨大的精神压力，1993年后期，罗曼教授的脸上明显地带上了病容。而就在此时，政府恢复了资助，实验室的科研经费转危为安。
每每在遇上难以承受的困难时，我愿意回忆起罗曼教授和我的一次谈话，想着她那安详的目光和神情。那是她第一次告诉我，她得了癌症，已经在下腹部全面扩散。当时她就坐在我的办公桌旁，在办公室里暂时只有我们两人的一小会儿时间里，她小声告诉了我她一直向实验室所有的同事隐瞒的真实病情。虽然对于教授到底得了什么病，同事们已有了准确的猜测，但面对教授这样轻轻向我倒出实情，我真想大哭。“为什么不去住院？”我问她，罗曼教授微微一笑，回答道：“医生反正也没法治疗，不如让我像正常人那样，白天来所里工作，晚上在家和孩子们在一起，让大家觉得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接着她平静地对我说：“回想我这一生，我觉得自己的运气一直很好，过得很好，所以对于死亡我很平静。唯一使我有些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儿子塞巴斯提亚，他才十一岁。突然没有了母亲，对他的打击一定很大，我不知他是否承受得了。”罗曼夫人还告诉我说，她在写一本书，是为自己的四个孩子写的。书中有她的成长故事和成长时结识的朋友的故事，有她对做人的看法和想法，还有留给孩子们的告诫，最后是一个通讯录，记载了她信赖的所有朋友的联系地址。我在中国的永久性通信地址已经收入此通讯录中。教授说，中国是她一直向往着要去看一看的地方，她不会有机会了，但她的孩子们是一定会去的。那次谈话，罗曼教授的姿态、神情和声音都深深印入了我的记忆中，她谈到的是自己面对的死亡问题，却轻言细语，平和安祥，没有眼泪，没有哀怨。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这样从容地安排好自己不多的生命时间，做好对生命的交代。
1996年秋天，我在北京收到一封寄自德国的黑边信件。第一眼我就明白信里装的是什么内容，却实在没有勇气打开它。几周之后，我才颤颤抖抖地拆开了信，一份讣告掉了出来，中央印着“玛丽娅 露依丝 罗曼-马特斯”的全名。在讣告下方写有一排醒目的字：根据死者愿望，部分遗产捐给“为世界饥饿的人们募捐活动”。
2011年4月，在与教授告别了16年之后，我终于来到德国的海德堡市，去拜望我教授的墓地。在那座长满绿树和鲜花的墓地山上，我寻到了教授的墓位，它位于山的最高处。在一棵大树的护卫之下，墓位朴素、安宁。这里的墓位只有墓碑，其余都为植绿与花朵所覆盖。从墓碑刻写的名字我才得知：教授的丈夫和二女儿也过世了，他们都安息在此。我与墓碑相拥了很久，头脑中全是当年教授家晚餐的热闹场景。我感激教授全家给予我的一切。在墓碑前，我放上了绣球、水仙、白菊这三种教授喜爱的鲜花。下次再来时，我会带上一个小铲和一些花种，让罗曼-马特斯夫人喜爱的那些花朵能常年开放在她的墓前。

罗曼-马特斯夫人的安息之地 （李皓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