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德国公民的环保意识；北京环境；空气污染治理

作？ 者：《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汤 瑜

正？ 文：

“当一个人在吃有毒的东西，你要站出来提醒，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抛下众人眼中的铁饭碗，李皓并没有犹豫。

李皓，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6年去德国，在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汉诺威毒理研究所免疫生物学实验室工作，1994年获汉诺威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后到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6年4月，辞去工作，投身环保事业，从事向大众普及环境知识的工作。

今年5月24日，在北京市万寿路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第一次见到李皓，这位留学德国的生物学博士一身朴素装扮，谈起环保知识热情澎湃，时而欢声笑语、时而充满怒气。

李皓从北京医科大学辞职后，投身环保事业，普及环境知识、开设环保专栏，给北京市长写信建言环境治理，反对破坏圆明园湿地生态平衡参加听证会，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她对改善环境的美好期待。？

德国留学第一课是环保

1986年底，李皓赴德国留学，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德国物质生活丰富程度令其惊讶。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德国人的节约与环保给她上了第一课。

李皓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她拎着行李来到学生宿舍，一位身材高大、彬彬有礼的宿舍管理员先生将其带到公共洗手间，一面向她示范抽水马桶的放水开关，一面讲解如何在使用马桶时节约用水。

“他教我抽水马桶冲水按钮有两种按法，小便后不需大量冲水，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净厕，只有大便后才需把冲水按钮按到底，使水箱中的水全放出来。”李皓说，管理员连续示范了几次，直到她点头表示学会才停下来。

德国并不是缺水的国家，相反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眼前的管理员告诉李皓，正是因为德国公众有很强的节水意识，他们的水资源才如此丰富。

刚去德国，因为不懂节水与环保，让李皓倍感尴尬，她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讲了两个故事。第一次，在德国洗饭盒时她将水龙头开到最大，就像在国内的大学食堂，让水哗哗地冲刷。此时，一个德国女孩走过来非常严肃地告诉她，“你这样洗碗，我们城市的水会很快就枯竭的。”这一刻让她感到羞愧，从此也改变了她洗碗的方式。

由于当时缺乏环保理念，李皓笑称，自己就像傻瓜一样，尽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有一次，在研究所办公室，李皓发现手表电池没电了，她一边询问同事，纽扣电池在哪里买，一边随手把这块废弃的电池扔进了纸篓。

这一举动令同事突然瞪大了眼睛说：“你怎么能把电池扔到这里，这里面有汞，你知不知道，那是有毒有害物质。”同事从纸篓里掏出了电池交给李皓，并告诉她，买电池的时候，就会有人回收旧电池。李皓去买电池，店员首先伸出手掌，示意她回收废电池。“德国的环境教育在小学就普及的。作为中国去的大学毕业生，这样随手扔废电池，人家当时就觉得你怎么这个都不知道呢。”李皓说。

在德国留学8年，李皓学会不用一次性消毒产品、一次性木筷、一次性餐盒、塑料袋。她也几乎不用化妆品，在她看来，染发、涂抹指甲油、化妆品、香水等等，达到了美又伤害了美。

她说，西方很多女性都致力于环保事业，她们从一点一滴做起，首先将一个家变得美丽，然后是周围的环境，最后是公益事业。他们的孩子也会慢慢地效仿。

李皓发现国内的孩子在环保方面做得要比他们的父母好，“只要有意地引导他们，孩子会很快进入角色。”？

从生物学博士到环保志愿者

李皓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如果首都的环境质量都达不到好水平，这是得不到全世界尊重的。

1994年李皓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她原以为自己一定会沿着科学研究这条路走下去。？？？

1995年回国后，李皓在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这一年，她发现北京环境污染太严重了。

当时北京小汽车保有量大约120万辆，大部分是夏利车，这种车型排出的烟是黑的，排气管也很黑。

她拜访北京大学一名环境科学系老师才知道，一辆北京夏利的废气排放量是东京夏利10辆-15辆排放的总和，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空气质量标准，日本出口给中国的车全部把过滤器给拆掉了。“我为什么着急，因为当时路边已经有婴儿车，马路上汽车的尾气直接排向小孩，我提醒一位妈妈时，她看着我觉得很奇怪。”李皓回忆。

当时环卫工人晚上清扫白色塑料餐盒，就堆在商店门口，直接点燃烧掉，黑色浓烟就在科学院住宅楼下翻滚。李皓意识到，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去讲，这样燃烧垃圾会产生致癌物，很危险。“他们不知道那是污染，但我知道。”说这话时，李皓语速急切，眉毛开始纠结，眼前发生的一切令她无法安心在实验室工作。

“我很清楚我从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生物学的研究就是为了人类的健康，而从生物学角度说，研发疫苗对预防疾病至关重要。但是当外面到处污染，一些污染病开始出现时，怎么不让污染爆发，大家不得病，预防就显得很迫切。”李皓说。

1996年4月，李皓辞去了北京医科大学的工作，开始从事向大众普及环境知识的工作。

“当一个人在吃有毒的东西，你要站出来提醒，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良心。”抛下众人眼中的铁饭碗，李皓并没有犹豫。“我如果在研究所工作一辈子，还是找不到怎么治疗癌症的方法，因为国内的科研条件比国外差好多。”

辞职后，李皓调研发现，北京朝阳区十里河两岸全是垃圾，河水也是黑的，一下雨，垃圾顺着河水流到通州被用来浇灌菜地。生物学上的食物链问题，让李皓懂得空气、垃圾、水污染的危害有多大。

面对此景，李皓觉得如果不站出来做科学知识普及，根本得不到安宁。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如今北京环境变化很大，环保技术也提升很快。更重要的是，李皓发现，人民变了，大家都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环保志愿者越来越多。

？从科学角度查找空气问题根源

投身环保后，李皓的工作主要是做公众环境知识的科普工作，这项工作必须自己做很多调查研究，要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奠定的基础，为李皓从科学角度查找环保问题的原因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2005年，李皓作为民间环保机构的代表，参加了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听证会。她从生态的角度坚决反对破坏圆明园湿地生态平衡的做法。当时多家媒体集中报道此事，也让公众认识了这位谈起环保就满怀激情的女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皓看到德国人为改善空气质量做了大量物理学方面的改造——屋顶铺石子或是栽种植物。这样一来，当粉尘降落到屋顶时，被石子缝隙或植被吸附住，就不会被风再次刮起。但在北京，还看不到普遍实施这样的措施。

“城市绿地是吸附粉尘的重要区域。北京的绿地吸尘能力普遍不好的原因是，绿地中有大面积的草皮，草皮被剪得非常矮，这样的草皮几乎没有吸尘能力。掉在草皮上的尘粒可能不会扬起，但草皮地起不到明显的降温作用。”她解释说。

此外，发达国家净化空气非常重视尘粒的吸附。空气中漂浮的颗粒物要沉降，他们大量地把硬化地面改为透水性地面，因为水分子比颗粒还要细，如果水都不能吸收，那很多颗粒物也不能渗透地下去。李浩表示，由于热导效应，地表温度升高时，大量颗粒物漂浮在空中无法降沉，形成雾霾，这种空气治理方法也写在了建设绿色城市的书籍中。“一个城市要提高空气质量，一定要注意屋顶、地面、墙面对污染颗粒物的吸附能力。这些含氮硫的颗粒物掉在地表，就能成为土壤的肥料，供植物生长需要。”李皓说，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很多环保措施，唯一没有看到这一种。多年来，她去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考察并拍摄了大量图片，这些照片显示各国如何利用地表吸附能力来治理空气，她在媒体发表呼吁，给北京市长热线写信。

在李皓看来，北京市园林局植树的第一步就是错的。先把地表天然野草全给铲了，成了一片黄沙土，挖一些树坑种植同一样的树，地表上没有植被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北京这几年树种了很多，但扬尘很严重。夏天一场雨，汽车上掉的都是黄泥点，而不是工厂排放的燃料颜色。

2013年北京丰台园博园开幕时，她发现丰台区成片种着树林，也都是先把地表植被铲除，挖一些树坑，由于地表全部裸露，一刮风灰尘扬起，浇的水也很快蒸发。“种树的人、学园林和搞环保的，全都没有生态知识。”说到这，李皓有些激动，“我提了很多建议，但是绿化方法依然没有改变。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把知识讲给大家听。”

此外，她表示，北京绿地设计不能比路面高，绿地是接纳水分和灰尘的地方，中国古庙设计，就是路高一点，绿地低一点，扫地时灰尘就直接进入绿地成为土壤的一部分。为了使土壤能够保水，使树木摆脱人工浇灌，依赖自然的降水就能存活，国际生态城市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是，使用树枝屑对树坑、树林、园林的地表进行覆盖，也就是将园林的修枝通过粉碎机打成指头大的小块，然后将这些树枝屑覆盖到每棵树的根部，或园林土地中。这样被覆盖的土地水分不易蒸发，利于土壤保湿，树木可以仅仅依靠自然降雨就能存活。

采访结束，我们走在路边，李皓下意识地指着路边的花坛说：“看，这些裸露的地表在国外是不允许的，一刮风就会扬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