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懿

郭永怀先生作为卓越的力学家与应用数学家，毕生致力于空气动力学研究，在跨声速流动领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开创性工作，提出了下临界马赫数概念，发展了PLK方法。1956年11月回国后，又全身心投入了发展中国近代力学和建设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事业中,从学科建设和科研管理诸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推动了我国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展原子弹、导弹、卫星的进程。
1999年9月18日，在共和国庆祝建国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央的决定指出：“这23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郭先生成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23位元勋之一，也是唯一的身后仍被追授勋章的科学家。1968年10月，郭先生赴西北草原进行我国第一颗热核弹头发射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结束后，他于12月5日从兰州乘飞机回京。当飞机在北京的机场降落时，发生一等事故，郭先生不幸以身殉职，终年59岁，随即被追认为烈士。张爱萍将军在参加力学所举办的郭永怀先生牺牲20周年纪念活动时，深情回忆道:“郭永怀同志逝世时，我没有机会参加他的追悼会，当时林彪、四人帮把我关在监狱里。我是在仅有的一张《人民日报》上看到他的逝世消息的，我想他是不是在西北试验场牺牲的呢？但我却不敢相信，因为按我们过去的规定，凡是危险性的试验，不管室内、室外，科学家都要离开现场。”可是，在创业初期，郭先生为了获得第一手感性认识，亲自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塔爆原子弹装置和氢弹的爆炸试验，目睹了爆炸时的壮丽奇观。这次则是为了尽快把热核弹头发射准备的资料送回，不顾关于“为安全起见，科学家不得坐飞机出差”的规定而乘机回京。就在飞机失事起火的那一瞬间，郭先生以火一般的爱国心、科学家特有的冷静与机智，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和他的警卫员一道用血肉之躯在熊熊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墙，把所有文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郭先生以如此壮烈的行动彰显了大师的风范，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后学勇攀科学高峰、献身力学事业。
郭先生的壮举源自他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1956年10月下旬，郭先生携夫人李佩先生搭乘开往祖国的“克里弗兰总统号”轮船时，正值他的科学研究处于黄金时期，但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当他在北京见到多年的知己钱学森时，素来沉静的郭先生兴奋地说：“想不到建国七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是我们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了。” 不久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与科学家们共商科学大计时，钱学森先生向总理介绍了刚从美国回来的郭先生。周总理高兴地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有什么想法吗？”郭先生十分激动，久久说不出话来，当总理请他坐下时才从肺腑迸出一句话：“我想的是尽快投入工作，我要工作。”几天之后，郭先生就来到了力学研究所，很快被任命为副所长。从此，他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到我国力学科学和尖端技术的研究事业上了。不论是在担任力学专业组副组长参与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工作中，在担任副所长负责建设和发展力学研究所的努力中，在兼任副院长主持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的力学技术工作中，在作为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参与制定全国空气动力学实验规划与组织协调的工作中，在作为筹备组技术工作的负责人为国防科委空气动力研究院建立规划蓝图的过程中，还是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相关工作中，郭先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郭先生为我国的近代力学和两弹一星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学术成就是我们每个力学工作者引以自豪的，而他的高尚品德更是每个力学工作者永远学习的榜样。这篇短文仅以其在力学所的所做所为，来说明郭先生高瞻远瞩、注重实干、严于律己、刚正不阿的品质。
对于力学所的学科建设，郭先生高瞻远瞩，开拓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有重要发展前途的新领域，并以其精深的见解创出独特的途径。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开展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实验研究，他提出了符合国情的建议：“看来我们也将研制航天飞行器，为此高超声速流实验是必不可少的。我国资金电力不足，不可能走美国靠常规加热高超声速风洞的道路。即便有了这种大型风洞，由于受材料性能的限制，所能达到的气体加热温度极限仍不能满足回地环境模拟的要求。我们应及早探索新途径，利用激波加热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办法。如果能在十年内获得成功，对我国的航天事业将是非常有用的。” 他曾多次强调说：“要少花钱，用简单设备作高水平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俞鸿儒开始了激波管的研制与应用并延续至今。对于烧蚀防热研究，郭先生积极倡导开展烧蚀机理研究，在工作十分繁忙情况下，曾抽出整个上午时间专门听取魏叔如关于高硅氧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烧蚀理论的工作汇报。他还大力支持吴承康在力学所自主建设920kW电弧加热器和相应的测试系统，利用电弧等离子体亚声速射流对飞行器驻点的受热情况进行了上百次模拟试验。这样，力学所为我国中程导弹的研制成功，特别是在突破“热障”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早在1964年，郭先生就注意到带灰尘粒子的高超声速流动，比国外早几年提出开展“云粒子侵蚀”效应研究的设想，他解释说：“我总觉得弹头穿过核爆区，灰尘粒子会有影响。”随后，他安排其学生开始研究含灰尘气体穿过激波的运动，为实现导弹全天候攻击和突防贮备技术基础。几十年来，力学研究所一直按照郭永怀的设想，利用激波管、激波风洞和电弧设备等自行研制的装置，为解决我国洲际导弹和返回式卫星中的气动热、气动力关键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要指出的是，郭先生一直鼓励在科研工作中要有创新思维，他对于湍流研究情有独钟，在指导湍流组的呼和敖德等年轻人阅读有关剪切结构等方面的文献专著时，曾强调说：“我们不要走前人走过的路，要仔细分析实验的结果和数据，看看能不能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郭先生一心扑在工作上，十二年如一日。他从不休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午睡；他不论寒冬酷暑，总是徒步上班、早出晚归。尽管郭先生每天有大量文献资料要查阅，有各种科学问题要考虑，但他对力学所的科研业务管理工作，从学科设置、方向选定、任务安排、人员配备、学术活动一直到实验室建设，事无巨细，都是亲自筹划实施的。甚至当力学所的主楼建成后，他亲自指挥搬家，并在大楼门口贴上“告示”：注意不要损坏家具，小心不要碰坏墙壁！郭先生曾任力学所图书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年，从馆室设计、图书分类、灯光布置一直到订书计划，他都事必躬亲，把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起来，避免了重复和浪费，使力学所图书馆很快成为全科学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在他担任《力学学报》主编期间，他亲自制定规则、挑选编辑、审阅稿件、修改文章，对每项工作都一丝不苟，使《力学学报》从一开始就有个高起点，很快成为我国最好的学术刊物之一。更重要的是，对于重大研究课题和重要实验装置的上马，郭先生都是亲自组织论证的。研究室主任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向他汇报工作，而且由课题组长补充，从理论、方案、模型、计算推导到实验验证都要涉及，常常要求站在黑板前一面讲述一面板书，他也经常站在黑板前和大家讨论、给予指导。多年来，力学所每个办公室都设置着一块黑板供学术讨论使用，就是郭先生的意见。
郭先生一直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把自已唯一的女儿送去吉林插队劳动锻炼。他在个人生活上则简单朴素，绝不铺张浪费。他的钢笔从中学时代用起直到牺牲，毛巾总要破得不能用时才换掉。但他总是想着研究所的需求，他把从美国带回的电冰箱、电风扇、电动计算器都交给公家使用，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1959年，郭先生带领柳春图参加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力学会议，回国时和柳春图商量：现在国家外汇紧张，把剩余的都上缴，好不好？
郭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对奖掖培植后辈却不遗余力。尽管他的工作十分繁重，只要是不出差，每周末他都是步行到所里和研究生、课题组的年轻学子讨论工作。只要有时间，他总是乐于参加研究室基层的科研活动，而且常常利用工作间隙到实验室去。郭先生还给他的学生一种“特权”：只要有学术问题向他请教，什么时候都可以。凡有年轻人找他时，他都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认真回答所有的问题。张涵信是他的一名研究生，在将研究结果投送给《力学学报》时，论文署名有郭永怀，他把自己的名字勾掉并说道：“我从回国之日起，已把个人科研上的得失置之度外，我认为不署名有利于青年人增强独立工作的意识，有利于他们迅速成长。”
此外，郭先生对年轻人的生活同样是关怀备至的,非常体恤下情。1962年春，郭先生和他的研究助手温功碧谈完业务工作后，亲切问道：“什么时候结婚呀？结婚时不要忘记告诉我啊！”当得知婚期已确定时又笑着问:“结婚后仍separation(分居)？”婚礼那天，他很早就到场了，还和前来参加婚礼的周培源先生开玩笑：“我们力学所的女儿嫁到你们北大，我们是亲家了。”1967年，640-5工程工作会议在总参招待所召开，魏叔如必须参加但爱人正好从外地来探亲，郭先生得知后就说：“你不要住会议招待所了，你就搭我的车早出晚归吧。”还不忘开句玩笑：“探亲假一年才12天，开会占去3-4天，‘牛郎织女’相会的时间就更少啦！”的确，人们通常都认为郭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肃、沉默寡言的学者，其实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幽默风趣的长者。郭先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开讲《边界层理论》，在向学生介绍辅导老师呼和敖德时说：“她的蒙古族名字很长，呼和就是一级近似。”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学生们理解了专业术语并牢记终生。
在动荡年代里，郭先生的无私无畏、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就像一缕阳光激励着人们。1957年，钱伟长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时任《力学学报》主编的郭先生仍不断委托钱伟长做审稿工作。曾有一位名牌大学教授的论文经钱伟长先生审阅后发现了51个错误，该教授竟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的要求，郭先生则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公正地解决了这一无理的纷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卷席大地，在一次力学所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决议将田泽普同志永远开除出党并要求每个党委委员上台表态，有15名委员迫于形势表示拥护造反派决议，最后郭先生在台上说道：“我想，我们的党章还没有废除吧！我记得党章上规定，要开除党员，应该经过基层党支部讨论、层层审批后才能做出决定。我们总该按党章办事吧！”话音一落，会场响起一片掌声。1967年“一月风暴”来临时，柳春图被造反派批判并开除党籍，以大字报形式公布在主楼大厅里，郭先生正好在大厅中与柳春图相遇便叫住他，拍着柳春图的肩膀说：“抬起头来，挺起胸，别听他们的瞎胡闹”，柳春图顿时热泪盈眶。而郭先生在得知高研林鸿荪先生被冲击后就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不仅自己百般开导劝慰，还派人找来同在分部工作的眭璞如并告之说：“林鸿荪现住在我家，情绪很不好。听他说你俩关系不错，他还是听得进你说的话。你找时间和他多谈谈。他现在不是对前途失去信心，主要是失去尊严，面子上下不来。他对这个很在乎的，这方面多开导开导！”
对于郭先生，钱学森曾有一个评价：“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由于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是的，力学人和人民都会纪念他、感谢他的。
大师风范，永留人间！
2013/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