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召开“缅怀林鸿荪先生的座谈会”。林鸿荪先生的外甥女林小桐在参加纪念活动之后写了一篇纪念文字并发送给力学所,文中所介绍的一些生活点滴从侧面反映出林鸿荪先生勤奋治学、献身事业的精神。本刊在此发布,以飨读者。
我的大舅林鸿荪
林小桐
?2013年9月初,我听戊荪舅舅说,鸿荪舅舅的几位老同事为他筹备缅怀座谈会,已经忙碌了三年多。大家希望将那段与林先生一起为国家国防科研同甘共苦做贡献的岁月留个纪念,也是对林先生的一种告慰。我即向戊荪舅舅表示希望参加大舅的缅怀座谈会。我很想了解大舅的情況,尤其是他最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10月24日,我有幸参加了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内举办的“缅怀林鸿荪先生的座谈会”。25日是大舅生日,会议组织者安排了“重返怀柔分部”的行程。这一系列的活动对我来说,触动很大,感受很深。座谈会上,发言的各位领导、老师和亲友,他们真诚的言语、惋惜的心情道出了大舅工作、生活直到生命最后的情景。像是掀开了蒙在舅舅身旁的一层厚厚的帷幕,让我见到了真实、全面的大舅。他不只是我眼中的温文尔雅的学者,而是一位满怀热忱、爱国、充满朝气和干劲、不辞辛苦的斗士。尊敬的大舅啊,我佩服您。
怀柔基地的参观使我惊讶,当年舅舅和一批有志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一起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开展科研工作和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做最先进的实验。我跟随着曾在基地工作过的老师们一起参观他们的生活区、工作区和试验区。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太多的回忆深深地留在心中,大家非常珍惜在那里工作的点点滴滴的时光。我随着参观的步伐,寻找大舅的身影,他站过的试验场、踏过的土地、见过的树林,还有忍受侮辱的角落和失去生命的地方。
这次活动,我认识了几位当年在基地工作的老师,我非常尊重他们,谢谢他们对我介绍了基地生活工作的情況以及告诉我大舅的工作和为人态度。我也很感谢力学所为这次活动所做的精心和周密的安排,使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亲人,更加深了对大舅的思念。
2013年12月15日,窗外天阴阴的,我以沉静的心情写这篇纪念文章,以缅怀离开人世已经四十五年的我的大舅林鸿荪。
这么多年来,对大舅的怀念是模糊的、盲目的,只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让人痛心的事。大舅的离去对我们家人来说,是一件谁都不愿意提及的事。尤其我的外祖父母。文革期间,只要有人问起,我的外祖父会说:我的大儿子牺牲了。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我明白那种失去儿子刺心的痛是旁人无法理解的。作为银行家的外祖父得知大舅潜心书写多年的文稿不知去向时,他就决定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纪念儿子,虽然自己的处境也是不好,条件很艰难,但他仍倾尽自己所能,用了五年的时间,将自己对银行外汇专业的看法写成文章。1977年,近80岁的老人,自己打字,把两篇长长的英文稿件交给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而且在第一篇的前言注明“献给我的儿子林鸿荪”。
我心中的大舅,个子高高大大的,双眼大而明亮,他笑起来总是静静的,不发出一点声音。
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外祖父母家,经常能听到外祖母讲述大舅小时候的事:小小年纪就得了骨痨,要承受治疗时带给他的痛苦,不过他很有毅力,非常要强,最后战胜了病魔。大舅的自尊心很强,有位探访的朋友见到他就说了一句,这小孩真可怜,还不会走路。他马上示意,让人把他坐的车推走,以后再也不要见那人了。大舅绝顶聪明,学业非常出色。所以,我极其佩服大舅。每当大舅来串门,我总会在他身边窜来窜去。大舅好像从来不嫌弃,还常跟我开玩笑,“小桐帮我擦擦鞋”,为此我真是乐此不疲。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冬天,他患了黄胆性肝炎,住在外祖父母家休养,我总喜欢钻进他的房间看看他。大舅会说:不要进来,会传染的。每天放学,我只能在房门外向他打招呼。过了几天,来了位医生,我立刻凑上去问,这病传不传染。医生表示大舅病情好多了,已经过了传染期。于是我又进到他的房间,他没有办法,只能由得我进出。他躺在床上总是拿本书,专心致志,不受外界影响。他还给我讲过课,我就坐在他床边小凳上听他讲小学的历史,只觉得他讲得比老师说的多得多。
他住在我外祖父家没有多久,一天中午,听见大门外传来“钱学森先生来看林鸿荪”。我们打开大门,见到穿着深色大衣的钱先生已经站在那儿。在客厅里,大舅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身上盖着绒毯,钱先生坐在挨着大舅沙发边给佣人睡的一张小床边。我端过茶后,就坐在大舅腿旁的小板凳上,大舅并没有让我走开,他们谈着话。第二天放学回来,到处都找不到大舅的踪影,原来他已经搬回中关村去了。后来他来看望外祖父母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开始半年见不到他,再接着几乎一两年或更长的时间不知道他的音信。
说起他的专心,在吃饭时,他习惯碗旁会放本书,据外祖母说,少年时的他,吃饭时不能挨着外祖父坐,因为跟他说话,充耳不闻,有时只顾看书,外祖父看到会揪他耳朵的。记得1960年,一天中午,我们正准备吃饭,大舅来了,当时的米总是有小黑虫,尽管怎么挑选,总会在饭里留下点,所以大家吃饭时都很注意。只有大舅,他眼睛盯着书,端起饭碗直往嘴里送饭。我看见他碗里有小黑点,本想叫他注意,可是他已经吃进嘴里。我看了看外祖母,她只是摇摇头。我的大舅就是这样一个人。
最后见到大舅,是1967年的冬天,戊荪舅通知我一起去看望他。太长时间没有见到大舅了,我们很高兴。我们来到郭永怀所长的家,大舅住在郭所长家的一间带露台的房间。大人们在谈话,我和表妹站在露台看着萧条的大院,此时,大舅走出来,看着我问:你身体好些吗?那年我也生病了。我望着他,看着他那双本来明亮透彻、目光总带微笑的有神的眼睛,现在却是神散似的茫然和暗淡。我说不出话,还有点想哭,他见了我的样子马上转身进屋,又像没事一样坐在那里听大家聊天,他话不多但思维仍然敏捷。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45年前,1968年12月15日,北京很冷,怀柔那里一定更冷,我不知道大舅是怎样从被看管的二楼那间最边的215房走出来的,又怎样半依半躺在基地生活区外的小渠里,他的生命在43岁停止了。
从参加活动回来,我反复看着带回来的资料和照片,挖掘记忆深处有关大舅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他的喜好,他的风趣,他的礼让以及他和大舅妈在一起的生活片段。70年代末,大舅妈带着我去拜访大舅的朋友、同事,她为大舅落实政策而奔波,这一切都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心中。回忆是痛苦的,思念是揪心的。正因如此,却给我一种强大的力量要求自己做个正直、文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