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
曾子墨：二十世纪为中国民族崛起而涌现的杰出华人灿若星河，数不胜数。我们把刚刚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再往前延续三十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刻，共和国记忆中顿时会浮现出一个个为国家进步而努力创造的伟大灵魂。他们的卓越成就和高洁品质是时常让我们感动和骄傲的中国心灵。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再次走近这些东方之子，阅读他们不凡的人生经历。本期节目我们要一同去感受的，是被喻为导弹之父的科学家钱学森的中国心。
这是1955年9月17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的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购买了这天的船票，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的出了口气，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五年，作为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主任，他的离开震惊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并没有到码头上送行，但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钱学森生于1911年，1935年，24岁的钱学森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来到美国，受教于加州理工气体动力学一代宗师冯卡门门下，并成为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创室元老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调查，以中国人的身分参与到了多项高度机密的政府计划当中。
李佩：那个时候钱学森少年翩翩的，在这个男的里边，就是咱们要用一种通俗的就是很帅很帅的这样的人。
李佩是钱学森留美期间的挚友郭永怀的爱人，在美国期间，钱学森喜欢结交各个领域的朋友，而他更是以做得一手好菜而闻名，然而，安逸的生活和卓越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让钱学森忘记大洋彼岸饱受摧残的土地，他一直深埋在心中的报国愿望，终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彻底爆发了，就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他决定，尽快结束自己的美国生涯，回到中国。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1950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找到了当时负责喷气推进中心研究计划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提出了回国的想法，也就是在钱学森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金贝尔拨通了司法部的电话，在电话中，他态度强硬的发出了不能放走钱学森，宁可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的指令，在他看来，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抵得上五个师。
李佩：都整理好了嘛，要带走的东西，都整理好了，包括钢琴什么的，都不是有包装公司来给他们都弄好了，都已经发出去了，那么结果都让美国联邦调查局都给收起来了，都给扣押下来了。
罗佩林：我们一块去到了这个洛杉矶城里面去买票，买票这个轮船公司说，罗沛霖的票我们可以卖，因为他是学生，你这个，你是教授，你这个票我可不敢卖。
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买到了船票，但是就在此时，洛杉矶海关却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理由是在他的行李中携带有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都是与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在无端的迫害下，一家人被迫返回了加州理工学院。
8月30日，钱学森家中的门被敲开了，两位带着手铐和手枪的移民局稽查站在了他家门口，钱学森知道，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宣读了逮捕令后，钱学森进房间里拿了剃须用具、三本书和一本练习纸纸夹，吻了吻妻子和小儿子永刚，便被夹在两个美国人中间离去了。
随后，他被送往了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显然，一方面美国深知钱学森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已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陡增对方的力量，美国军方高层深知其中的利害。
郑敏哲：就是说行李里边有美国情报，不该拿出的情报，把情报带给共产党，中国，所以就把他关起来。
特米那岛，是太平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十分荒凉，岛中间是石油探井架起的一所阴森可怕的牢房，外面是滔天的海浪。室内，潮湿阴暗，钱学森就被关押在这里，同牢的犯人中，大多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这些犯人口操西班牙语，钱学森与他们之间语言不通。他被关押的前几天，不准接见任可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白天，他被无休止地进行审讯；夜里，每隔十分钟，牢狱看管便打开一次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不准他睡觉。
也就是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度过了屈辱的15天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了使钱学森尽快获释，他与冯卡门教授倡议为保释钱学森募捐。在他们慷慨解囊的带动下，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很快募集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然而，他在美国的生活已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
蒋英：等到我们过了15天以后，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李佩：他出来之后，是瘦了多少磅，减了多少磅，我记得蒋音跟我说过一次，说他减了多少磅，好像就是这样。
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钱学森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为了能够随时回到中国，也为了躲避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和家人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而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就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一旦有机会，他决定随时离开美国。
郑哲敏：后来就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不是太好的区域了，房子也没原来的大，这个环境差得比较，而且隔一条街就是黑人区了，条件就不太好了。
李佩：蒋英我记得就跟我说，她说我现在，就是有，她说我现在手里头，就是预备了三个手提箱，这个手提箱里头，就是我们随身要洗换的衣服什么的这样，她说假定是一下子就说可以允许我们走了，她说我们就可以提起这包来就走。
罗佩林：我临走的时候正好他的第二个孩子，钱永真刚刚出世，出世，给孩子用尿布什么这些东西，五年以后没开箱，就带回中国来了，那时候恰好我的小儿子出世，他就送给我了。
也就是在经过了五年的秘密缓冲期后，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伴着钱学森佯装到街上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俏，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让自己的学生以香烟盒作纸，用中文写了一封信。
蒋英：有一天是星期天，学生都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但是美国政府我们现在被美国政府监禁，不能如愿，那么这封信我们怎么发出去呢，因为我们四围都是日日夜夜，都是特务监视着我们，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我模仿了儿童的笔记让他们认不出来，信是寄到比利时我妹妹那里。
这封短信几经辗转，最终送到了周恩来手中，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作为交换条件，中国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而几天后，钱学森在经过了5年的曲折磨难后终于拿到了离开美国的船票。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带着妻子蒋英及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此时，真正的钱学森传奇却才正要开始。
1955年11月的一天，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了刚刚归国的钱学森，也就是在这次会面上钱学森向陈毅副总理提出了他希望组建中国力学研究所的初步设想，在钱学森看来，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力学实践和理念应该扩大到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各个领域范围内。而陈毅对钱学森提出的建议，表示了赞同。
戴汝为：把那个钱学森先生接回来了，然后就是开那个力学所算是全体会议吧，那个全体会议实际上就在这么大一个办公室里头，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十来个人吧，由那个钱学森，那么还有什么，我记得是郭永怀先生那时候还没来，那时候吴助华、李明华，那时候国外回来得一批人，因为那个是50年代那时候是海归派，当时对我说，那时候的海归回来得多。
很快，钱学森便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扎下了营盘，当时，隶属中科院数学所的力学研究室成为了中国力学研究所的前身，由于条件艰苦，没有单独的房屋，大家只好在数学所的一角挤了几间办公室，作为筹备处，而在钱学森自己的一间办公室里，只有放了一张旧办公桌，一张硬板床。
李佩：他们在筹办力学所的时候，那个时候钱学森来了，他不是住在这，就往那个西北角走一点，有那么几间平房，那个平房，当时中国科学院有几个单位都在那，一人占个一间还是两间屋子
何友声：1955年就成立了这个力学研究所，就是北京力学研究所，这是属于中科院。数学所里头那个力学研究室，所谓的人都一起过去了。再加上钱学森回来的时候，国外带回来的，跟他一起带回来的一批，搞力学方面的人，组成了一个中国力学研究所。
戴汝为：因为我在北大，而且在数学所，因为我们本身分是分到数学所，数学所在筹建力学所，那么就是说，因为那个钱先生那个名气已经非常大，有这么一个人就是能够回来，而且像他那个是也没有前例。
作为第一批中国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戴汝为有幸成为了钱学森的门徒，由于对钱学森在国际上的影响早有耳闻，当得知自己被分到钱学森领导的力学控制小组后，戴汝为暗自欣喜起来。
戴汝为：那么最后因为钱先生回国，那时候组织上也知道，他要讲《工程控制》那是1954年在美国出版的，工程管那本书，后来就给我分配。因为在力学所的时候有一个组，就是叫做控制员小组，结果分就给我分到那去，说你跟钱学森吧，我一听当然很高兴，你要分的老师给我，分钱学森那我当然觉得非常高兴，我说好。那就是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专门审议了钱学森提出的创建力学研究所的方案，一致认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条件成熟，并决定任命刚刚年满45岁的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钱学森踏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建立，总共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科学院是前所未有的。
钱学森肩负中国力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之初，他带领研究生开展了多项力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由于受美国工作方式的影响，钱学森习惯于对待科学问题直来直去。一天，一位大学的讲师找到钱学森办公室，希望能够请教他一些关于力学研究的问题，也就是在讨论过程中，让在场的人见识了钱学森对待学术的苛刻。
戴汝为：我记得有一位研究所的领导就跟我说，他说你去给他说一个力学问题，说各向同性、各向逆性什么等等。他说世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你怎么做这么个研究？把那个人弄得面红耳赤，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就是养成那么一种习惯，就是。
张可文：我说你看，树要皮，人要脸，他堂堂也是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讲师或者副教授，你这么说，他多没脸啊，更何况还有，旁边有一个我存在呢，我说以后谁还敢问你问题呀，我就这样说，他一声也不响，我从我的观察感觉到，如果你说了，他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的话，他不反驳你，如果你说了，他觉得他不认可的话，他可能就要提，他就会有话说，那天他没有说什么。
钱学森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后，他开始运用美国学习到的教学模式，亲自给研究所的青年人讲授流体力学，更多的时候，他还利用假期在北京各个高校传授力学课，而钱学森每到之处，必然是引起满场轰动。
戴汝为：那么后来就是讲课了，而且讲课有200个人听课，200人听课的时候，像一些科学院，中关村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包括一些研究员也都来听，因为这个新的内容的，还有这个清华北大，尤其是北大来了一批人。因为我那时候是北大毕业的嘛，我当然也知道来了一批人，还有清华的有这么一批人。那么他讲那个《工程控制论》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家的印象也都是非常深刻，一开始他讲的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的，在美国待了20年的人，是吧，大家怕他讲英文听不懂。
他讲话的时候典型的地道的北京话，一句英文都没有。这个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吧，那个讲的话。而且那个讲述的时候，讲起来的时候，就是说讲述也不带什么东西去，拿着一支粉笔。讲到那，有时候讲得是哄然大笑，有时候讲得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后来很多清华、北大的人都反映，说我们听这个讲课讲得那么好的，还真是少见。因为清华北大都有很多很有名的教授，是吧，但是他这个讲述的印象确实是非常深刻。
曾子墨：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专门审议了钱学森提出的创建力学研究所的方案，一致认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条件成熟，并决定任命刚刚年满45岁的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钱学森踏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建立，总共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中国科学院是前所未有的。
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规划，钱学森主要负责力学部分的规划制定，此刻的他深深的意识到，巡回式的演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才匮乏的现状，要发展力学学科，首要任务就是专门培养一批人才，于是钱学森开始将创办力学研究班成为规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何有声：他们首先就感觉到就是说，要把国外最先进的，现在力学进展的情况要让国内知道，而且要培养一批人，这批人可以作为就是将来的种子，然后再发扬光大。
曾子墨：尽管钱学森在每一个休息日都会在各个高校之间演讲自己的力学课，但是时间长了，他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如果能够成立一个专门的培训班，能够系统的培养专业力学人才，也许远远要比他疲于奔命的个人演讲效果好的多，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新中国第一个专业力学班诞生了。
力学班的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师资和研究人员，学制两年。虽然没有言明是否给予学位，但事实上是准备按照苏联模式培养副博士的。当时的力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组成了一个班委会，班主任是钱学森，副班主任是钱伟长，班址选在了西直门外的中科院植物所内。
李佩：在清华办一个力学研究班，他们就叫做清华力学班，这个清华力学班，大概一共就是，就等于是这个招的学生，都是在大学里头或者是学力学的，或者是学数学的，或者是学其他工程方面的，但是到这来主要的是学力学，所以他们就要开好些课。
崔季平：他提出一个所谓三步走，第一步就是第零代，因为现在回了他一个人，他旁边没有人帮着他，他要找几个人协助他，作为第零代，就是初始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些人呢，培养出了一个第一代人，这第一代经过他的锤炼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说研究实习这种阶段，就是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科学研究的经验，然后进入到这个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他称为就是进入国家队。
何有声：所以他们根据国外的经验就觉得这样，要用集体的办法，速度比较快地来培养一批研究生，因为研究生过去都是一个一个带，他们都主张是不是采用带班的办法，招聘一批人来，然后你集体培养。
在教学中，钱学森对待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有时近似严厉，但是，他的学生在后来很多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航空航天领域卓有成果的人才。而钱学森则依托中国力学研究所，敏锐而完整的勾画出了新的力学领域，为推进中国力学事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1955年，钱学森历经艰辛回到祖国后受到热情欢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全国各地参观，当参观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到哈尔滨接见钱学森。曾在朝鲜战场指挥部队与美军作战的陈赓，深知中美之间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他渴望这位火箭专家能给中国军工带来新鲜血液。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设宴款待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坐在身旁。毛泽东说：你来了好，我有很多问题要和你探讨。
1956年钱学森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周恩来总理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任命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
戚发轫：当时我们五院的成立之初的话，来的人都是外行，谁也没见过导弹谁也没搞过导弹。唯一见过导弹的人还是钱老。
涂元季：一碰到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怎么办？找钱院长，都找他那去了，所以当时很多技术公关要卖过这坎，甚至一张纸点破，钱老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发挥了关键作用。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科技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很多人都不知道“导弹”是何物。钱学森拿起教鞭，自编教材，开办了导弹技术训练班，给当时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
于景元：那当时我刚毕业，大学毕业，也就25、26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那么给我印象，钱老是大科学家，第一次见到，我不跟你说，连话都没有说一句话，就听他的，这是第一次。
戚发轫：他讲的很清楚，搞导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很大的队伍。各种专业的人，我首先的任务就是组织队伍上这个课。
孙家栋：当然靠他这么一门讲义，不可能把所有专业学得那么多，但是他可以指导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你再结合他的要求来学习。就等于说对你今后学习提高，也给你指明了一些方向。
这是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它是仿造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研制的。然而1960年，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关键阶段时，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并带走所有图纸和设备，研制工作陷入了困境。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聂荣臻元帅把钱学森等专家召集到自己的家中之后，钱学森忽然“消失”了。西方一家通讯社报道称：钱学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将有重大事情发生。
戚发轫：我从照片上看到钱学森西服革履，但是我从来没有亲自看见他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头他穿过西装，穿非常简朴的50年代那种衣服，就到现场去。当时我记得我还是在工程组里头当一个组长嘛，就搞导弹上的一些导管，导管要保证不能漏，要密封性比较好，当年由于我们加工保管，这个密封头经常损伤，老漏气，他非常关心，亲自到车间和我们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块儿去看，到底为什么漏，怎么就不漏，来研究这个问题。
此时的钱学森正在中国西北部人迹罕至的沙漠中，忙于导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在他眼里，发射这枚导弹已经成为了一场战斗。就在东风一号导弹发射的前一天晚上，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钱学森：一次第二天8点就要发射了，这个总设计师报告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问他，说是导弹起飞的触点没有信号。
钱学敏：后来钱学森说他就把这个，找这个负责零点的是谁，那么就把他找来了，负责零点的是一个非常年轻、大学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
钱学森：我说这样的，给你10个小时，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向我报告。
钱学敏：四个小时就解决了。这小姑娘已经嘴眼歪斜了。
钱学森：10点的时候，她就传话过来了，说是问题解决了，我说好，那你来跟我讲一讲，后来一来我看嘴都歪了，我说怎么搞的，他们说急的，拼命啊。
1960年11月5日，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几个月之后，我国第一枚仿制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此时距钱学森回国只有短短五年时间，而中国却向尖端科技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导弹竖立在了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随着点火口令的发出，导弹腾空而起。但是，几秒钟后，导弹却一头栽向了地面。
当时钱学森正坐在北京指挥总部，当即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他在人前仍然表现出极大的镇静，并安慰身边的同事。但事实上他的内心所承受的压力却是最大的，此时只有聂荣臻元帅看出了钱学森情绪非常低落。
涂秘书：这个在这个总结的过程当中，钱老提出说了一句话作为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后来是起了好长时间就是把故障消灭在地面，
戚发轫：就是因为我有那次教训，起码现在我想到，凡是能在地面做的实验，在地面实验总是要花钱少，失败了以后后果也小。假如说没有在地面实验，到天上暴露一个问题，那一切后果全完了。
1964年7月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随着东风二号顺利发射和原子弹爆炸成功，钱学森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即导弹与核弹头对接发射。两弹结合是钱学森的大胆设想，但是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周恩来非常关心安全问题，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务必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这无疑给钱学森下达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命令。
王永志：他的压力就很大，他这个火箭，火箭不能冲突出问题，像第一次发射就完了，掉在自己脚跟底下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压力很大。
戚发轫：那压力是非常大，因为别人都没见过也没搞过，也不在那个位置上，那么他见过他搞过，他在那个位置上，肯定他有压力。
钱学森：发射钱聂荣臻元帅打电话给我，说钱学森这次任务由你在技术上负责。你准备好了，准备了发射时间打个电话告诉我。他就安排到这儿，他细的他不问的。那么我到那儿去也是这样的，我管总的，最后判决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发射，这个话由我讲。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发射成功，中国实现了核爆炸，中国拥有了可以实战的核武器。
王永志：所以在1966年两弹结合实验成功之后，聂荣臻元帅就说，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十年很伟大的成就吧，两弹结合成功了。然后他说，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忘记薛申同志在这里起的重要作用。
戚发轫：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第一位就是钱学森。
曾子墨：在两弹研制期间，钱学森的行踪不仅对新闻界和朋友保密，对家人也同样保密。他经常穿行奔走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进行勘测，一去就是几个月。蒋英回忆起钱学森那一段生活时曾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有一次，钱学森一去又是几个月，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她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质问钱学森到底去哪儿了，三个多月连一封信也没有？其实此刻的钱学森刚刚走下导弹发动机的试验台。
早在1965年，钱学森就曾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那时已经54岁的钱学森对工作充满热情，完全不像一个年过半百之人。中央领导很快就通过了他的提议，成立了专门研究人造卫星的机构，并任命钱学森负责总体技术工作。
1967年10月，钱学森主持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方案的修改论证会，暂定方案得到了两百多位参会科学家的认可。就在这时，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题出了问题。
作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长征一号”，在第二级火箭燃烧剂燃烧完之后至第三级火箭点燃之前，有200多秒的滑行飞行段。就在这200多秒的期间内，需要进行姿态控制，消除空气干扰，以便为第三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建立条件。可是，在地面实验中却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现象：滑行段火箭的晃动幅度有几十米之大，这势必影响第三级火箭点火进入预定轨道。
涂元季：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那这肯定不能发射，这么厉害振动这么厉害。
在试验现场，专家们苦苦思索，仍然找不到克服晃动的办法。闻讯赶到的钱学森仔细观察了试验过程，组织参加试验的专家们分析讨论。他认真听取了每个人的发言，任何细小环节都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专家大吃一惊的结论。
涂元季：他说我认为应该能够发射，因为这个点火以后很快一入轨就处于失重状态了，这种振动现象应该就没有了，可是人家别人还不大敢那个，这钱老他说这个振动我在美国研究过这种问题，是他的论文专门研究过这个有这种论文，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钱学森精辟的分析化解了大家心中的疑虑，在场的专家们茅塞顿开。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钱学森的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
涂元季：钱学森的作用可是没有任何人替代的。
孙家栋：一般来讲在学术问题上，我们确实非常尊重他，跟他争论得很少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大家公认他的，是这样情况，确实有点这个，他说的事情大家都非常佩服。
发射前的一晚，钱学森彻夜未眠。从1958年他第一次提出研制人造卫星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12年。
王永志：在戈壁滩上见到钱学森，一阵冷风呛得他说不出话来。
在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从方案论证、技术攻关、组织协调，到发射试验，从“尖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氢氧发动机等等，都留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
曾子墨：1999年，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取得成功后，作为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去看望已经88岁高龄的钱老，并送给他一个飞船模型。钱学森听到载人航天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非常高兴。他把这个飞船模型放在了床的正对面--一个随时都能看到的地方。现在钱学森每天坚持浏览很多报纸，但是他从来不看电视，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蒋英的陪伴下，翻一翻过去的相片，一起回忆共同经历的日子。这位曾经叱咤国际的风云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亲情在他眼中变得越发弥足珍贵。
钱学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森的堂妹，比钱学森小22岁，从小就被长辈训导要以堂兄为榜样，1989年进入钱学森的学术研究班，几年后的一天，钱学敏提笔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钱学敏除了与钱学森讨论科学话题外，还提起了小的时候，父亲教自己演唱电影《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的片段，让钱学敏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这个工作中不苟言笑的堂兄回了一封这样的信。
钱学敏：他说那个《城南旧事》里边就是唱的这个歌，我小时候也会唱这个歌，因为我的父母和他都是在师大附中，师大附小前后同学的，他们会的歌都差不多，他也没太多说，可能是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这些人，这些亲戚，这些亲友，这些老同学，这些老师，虽然现在情况好了，但是他们都不在了，所以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歌有时候会使你想到从前，想到亲人，是会流眼泪的，所以他这个也看出他的情感是很深的，对这些亲人的情感很深的。
也正是这封充满钱学森个人情感的信让钱学敏对堂兄有了新的认识，从此以后，每当自己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她都习惯给钱学森写信，在妹妹心中，哥哥的形象也从过去的严板苛刻变得和蔼亲切。
钱学敏：我心里就想，你真是一个好老头，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他平时对我挺严肃的，真是一个严师，特别严厉的老师，我也跟他，不苟言笑，我们两个相见无杂言，可是这一次他流露他这个情感，我就觉得他更可亲，可爱。每次写信我就写敬爱的钱老。
这张照片是1997年钱学森住院时拍摄的。一直以来，钱学森因为工作的原因，从未有时间好好陪伴蒋英，也就是在这次探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敏第一次感受到了堂兄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
钱学敏：你知道钱老的耳朵是，听力是很差的，要戴助听器的，我跟他说话也要大声音，我跟他谈话，谈到快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会说，蒋音来了，我就奇怪，因为我还没听到蒋音来了呢，原来蒋音一从那个电梯下来，往病房里走的时候，他就听出来了，所以他们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蒋音把外套一脱，把袖子一挽，然后就给他揉肚子，他们两个人就开始给他揉肚子，要正着揉360圈，倒着揉360圈，还有大圈，小圈，它有规律的呢，我看见他们两个人互相看着笑着，两个人就这么贴得很近，两个人笑脸盈盈的都互相看着，然后一块数，一圈，两圈，三圈，这么数。
2005年7月29日，总理温家宝看望住院的钱学森。他说：“15年前，我到您办公室谈科技工作，您还记得吧？那一天是7月3日。”他们回忆了曾经共事的日子。在说到中国教育现状时，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听到这里，温家宝握住了钱学森的手。一生与科学相伴的钱学森，在年迈卧床的时候依然惦记着国家教育与人才的培养。
曾子墨：桂生高岭，云露方得衔其花，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淤其叶。桂树的高洁和莲花的纯净其实并不因为它们的天性卓然于世，更由于站得高所以微物不能累，浊类不能沾。桂树更显现出可贵的本贞，莲花也更散发出洁美的芳香。钱学森从辗转踏上归国旅途那刻起，他的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立于伟大时代的潮头，他的杰出成就万众仰慕，他的中国之心世间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