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经过洗礼，满怀喜悦的刘东生如愿考入地质调查所，师从著名科学家杨钟健研究古脊椎动物，他的聪明机智和用功读书的品格，很受杨先生赏识，给予了特别的指导。到解放初，他已经在这一领域小有名气，还出版了专著。但解放后大规模的建设，黄土高原区的水土流失和下游频繁的水旱灾害成为我国北方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国家组成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决心治理黄河。急调他参加黄土区水土保持的工作，从此，刘东生走上了奉献一生的黄土研究之路。 

　　刘东生从1954年起在三门峡开始接触和研究黄土，能坚持在一个专题研究对象上，实在很不容易。一个人大半辈子或一辈子研究地质学，乃至第四纪地质学，应该说不成问题，但黄土这东西，乍看起来非常具有地方性、区域性，能连续对它研究50多年确实很不容易，也很幸运。刘东生回想起黄土研究的全过程，就想起了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他觉得黄土研究工作就像黄河的整个流程一样，上游多急流、险滩，中游又有瀑布、峡谷，最后到下游平坦宽阔，奔向大海。 

　　80岁在美国夏威夷考察黄土（1997）  

　　1954年——1964年是中国第四纪和黄土研究最关键的10年，也是刘东生本人科学生涯最关键的10年。在这10年的工作中，他带领广大年轻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出了很多成果。 

　　在黄土考察中，他细致观测，使他与朱显谟一起认出了黄土中的“古土壤”，这一发现后来被证明掀开了黄土研究崭新的一页。通过黄土高原区十条大断面的路线考察，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行必果”的性格使刘东生没有放弃这些通过艰苦的野外工作的来得珍贵资料，在很多学者完成《黄河中游水土考察报告》后陆续离开黄土研究之际，他细心整理所有资料，并配之以室内的实验研究，在黄土地层的划分，空间变化，物质成分和成因等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系统总结了考察的成果，最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五本书里： 

　　第一本是《黄河中游第四纪地质调查报告》，该书汇集了1955—1957年在刘东生亲自参与和指导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及与苏联专家合作考察的成果，在野外测剖面、制图基础上完成了37.6万字的报告，还有很多附图。 

　　第二本是《黄河中游黄土》，是1958—1959年工作的成果，1964年出版，27.9万字，书中配有多幅插图。 

　　第三本是《中国的黄土堆积》，此书自1959年起与北京大学合作编撰而成，书中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黄土是第四纪地质历史时期广大干旱区内特殊风化、经风力搬运而堆积的产物，是我国黄土堆积的主体。” 

　　第四本是《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是1955—1962年的工作成果，是认识黄土形成条件的根据。 

　　第五本是《第四纪地质问题》，主要是中国第四纪研究的总结，特别是关于中国第四纪地层的总结性讨论，对中国第四纪古气候的讨论也从此开始。 

　　多年以后回忆这五本书时，刘东生深情地说：“科学是创造新的结果，值得永远怀念的是那些参与了此项工作的人们，这五本书是我们共同工作的结果。” 

　　他超越其他知名学者，成为黄土研究的专家。他在黄河中游黄土区划分出的砂黄土、黄土和粘黄土三个带，为寻找黄河下游河道中“粗颗粒”泥沙的来源区指明了方向，对治黄发挥了指导性的重要作用。其中，《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三本著作也成为后人研究黄土的经典。 

　　十年动乱，无情地终止了刘东生已经“走在国外学者前头”的黄土研究。但是矢志科研的刘东生没有浪费这长长的十年时间，除了适时开展了环境地学的研究，建立了环境地学的研究队伍，他利用一切机会埋头图书馆，了解并研究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国际第四纪研究的理论体系已经明显从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转向气候变化的多旋回理论，而中国的黄土-古土壤的叠覆，不就是这种多旋回的最好证据吗？关键是必须对黄土形成的确切时间，黄土-古土壤所记录所反映的环境变化，以国际通用的或新的替代性指标变化曲线找出来。 

　　刘东生带领研究团队不断攀登黄土研究高峰  

　　黄土成因学说争论已经一百多年，风成说说明了黄土原始物质的搬运营力，“冷黄土”、“暖黄土”说明了黄土原始物质的来源，但这不是黄土成因学说的全部。刘东生及他领导的研究队伍，从黄土原始物质的形成，黄土原始物质的搬运营力，细粒粉尘物质扬起的动力学条件，粉尘的搬运和沉降的天气过程与条件，粉尘沉降地的环境，粉尘堆积后转化成黄土的变化，黄土上发育古土壤的环境条件和过程，…一系列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创建了黄土的“新风成学说”。 

　　刘东生作为副队长与施雅风队长一起领导了1964年对希夏邦马峰的综合科学考察，发现高山栎叶片化石，开启了青藏高原隆升的时间、幅度等的大规模研究。1966年之后他又作为队长，组织领导了对珠穆朗玛峰，南迦巴瓦峰、托木尔峰等的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开创了我国的高山科考事业，培养了青藏研究的队伍，引进的各种技术手段对推动青藏高原的研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81年主持召开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打开了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之门。各国代表团团长等分别受到邓小平和宋健(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接见。 

　 注重青藏高原抬升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确立以“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综合研究”，也就是青藏高原隆升过程及其环境效应作为青藏研究的主攻方向。关注并积极支持青藏高原研究会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成立。 

　　                ——文章内容摘自《科学与人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刘东生传》，刘东生先生纪念展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