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堂院士近照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80年。那时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来给我们做第四纪地质讲座。记得他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来的，那时腰板挺直，虽身材不算高，但格外精神。因为入学以来就知道他名气很大，我以为先生平时总是着正装的，直到后来在他身边工作才知道他只有在极正式的场合才穿西服。当时，至少地貌第四纪教研室的老师和学生差不多都来了。他讲了两个多小时，中间没有停，一直是站着讲的。坦率地讲，我当时没听懂多少，只记得他讲的是黄土，提到米兰科维奇假说和深海氧同位素记录等。我等到读研究生时才明白，其实我是不会听懂那个讲座的，因为他讲的内容涉及那个年代国际上非常前沿的东西，而那时我们才刚刚开始上第四纪地质的课。 

　　真正和先生联系是1985年，我开始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那时他和Friedrich Heller教授合作的黄土磁性地层研究的文章发表才三年多，《黄土与环境》刚刚出版，中国黄土研究纳入了全球气候变化的框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我的博士论文导师Nicolas Fedoroff教授是研究古土壤的专家，深知其中数十层古土壤的重要性，要求我的论文主要研究中国黄土中的古土壤，并与欧洲同时代的古土壤对比。这使我一时很发愁，因为那时国家虽已改革开放，但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还不算多，野外各方面的条件也远不能和现在比。回来到那个剖面、如何开展工作等均是面临的现实问题。况且我对中国黄土地层的了解都是从《黄土与环境》里读来的，不可能自己开展野外工作。导师和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先生各写了一封信，没想到我们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回复。他给我导师的信的最后一句是感谢能同意培养一名研究古土壤的中国学生。先生十分支持我回来开展野外采样工作，而且与西安黄土室的安芷生老师取得联系，做了周密的安排。1986年秋，我们来到甘肃西峰进行野外工作，安老师亲自带队，派了两辆罗马吉普和黄土室数名同事，还有当时正在跟随先生读博士的师兄丁仲礼，一起指导我在野外采样。从此，我的科研生涯也与“尘土”结下了缘，我们平时说是“尘缘”。 

　　此后在国外学习的几年中，一直与先生有不太频繁的联系。但每次他都询问我工作的进展，并告诉我很多想法和建议，其间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1988年在意大利的一次小型黄土研讨会上，那次他因为长途旅行劳累，感冒发烧，但还是参加了第三天的会后旅行。意大利黄土很少，参观的不少剖面厚度只有一两米，里边还有一些漫流改造的层位，远不像中国数百米厚的黄土剖面那么壮观。下午在一个剖面听主持者讲解时，先生靠着一棵树打了个盹。韩家懋老师说是因为过于劳累，而我觉得可能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原因，于是问先生这么一点黄土，研究起来能有多大意义。他说那些剖面中流水改造的层位多数是气候变化留下的痕迹，他讲到中欧的许多黄土与大河谷地有关、北欧的黄土常有冻融作用的痕迹、山东的黄土含有孔虫等，并让我有机会到这些地方的话，要多走多看。 

　　1989年秋，我接到先生一个电话，说他要来巴黎参加一个有关全球变化计划的设计会，会间有半天可以自由活动，希望和我见面聊聊，顺便陪他去看看奥赛博物馆。我因为能见到先生而非常兴奋。见面后，他谈了很多国内科研形势的变化，说他感觉科研的条件越来越好，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可以做大事的时代。他相信中国的科学会很快有一个突飞猛进，地学的前景也会格外地好。他提到全球变化研究的日益兴旺也会给中国独一无二的黄土带来新的学术生机，提到基金委对黄土研究十分支持。 

　　奥赛博物馆是一个印象派名画收藏比较集中的地方，到那里才知道先生对艺术有很深的修养，来这里专门看印象派的画。他说一向喜欢印象派艺术，而且还读过很多有关的书。他能直接说出作品的英文名字，以便我能快点在展厅里找到。他教我用一只眼睛顺着手掌卷成的细筒看印象派的一些画，可以感到很强的立体感和极为明快的色彩。他显然不只喜欢印象派艺术，因为他也给我讲了不少有关达芬奇的故事。他也显然不是随便看看，因为他在有的画前能呆上半小时，我琢磨那么久他在看什么。他没有看完就到了博物馆关门的时间，是被赶出来的。那天，我们一起吃的晚饭。饭桌上，他让我论文答辩后考虑来科学院地质所工作。他说：“国际上目前的研究很重视冰期的气候，对间冰期的重视似乎不够，而我们黄土中的古土壤恰好可以给出很多关于间冰期的信息”。他说我到所里可以直接做正式职工，但那年他可以开始招收博士后，更希望我先做博士后研究，让我自己选择。我马上同意做博士后，因为我觉得这样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些，对学习和工作更为有利，何况能做先生招收的第一名博士后，是我格外的荣幸。 

　　1990年夏天我博士论文答辩时，先生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论文的两位评阅人之一。虽然他因临时的急事没能来巴黎，但发来了很长的文字报告，包含了所提的问题和建议。答辩后，我把正在进行的一个关于香槟葡萄种植土壤的课题做完，年底就回国报到了。 

　　从26岁与先生结下真正的师徒之缘，跟随他学习工作十八年，是我今生最大的骄傲。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尊师，是世界级的科学家；因为他的尊师风范，绝不仅仅体现在他渊博的学问上，而是他的每一个方面。十八年在人的一生里，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可能因为我是“文革”后三届上大学的弟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成为他有些偏爱、花他心血最多的弟子之一。他和我述说经历的不少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他亲手给我擦过眼泪，他给我吃他的胃药和巧克力。而我有什么委屈或不顺心的事，常常第一个就是和他当面或在电话里说说。他打电话时，我拿起话筒听到的总是很亲切的一声“小郭吗？”。当年不到三十岁的我，不能算是很懂事，有时也不很听话，偶尔也会惹他生气，这时候电话里听到的第一声会是“郭正堂同志吗？”。饭桌上，我问他今天想吃点什么，他说“桂鱼好吃，就是有点贵”。他知道我在国外养成喝咖啡的习惯，且喜欢喝咖啡豆磨出的新鲜咖啡，前些年出国的时候，有时会专门买两包咖啡豆磨了带回来给我。他给我带回南美出产的香烟，说闻着不是太好，但让我尝尝。 

　　虽然先生已年过九十，住院也已近一年半，但我们都没有估计到他就这么快地走了，包括日夜守候在身边的胡师母。因为他平时总是那么精神抖擞、思维敏捷。而在我的印象中，老人的思维逻辑在晚年大都会变得不如原来那么清晰，但先生从来没有。就连春节后在医院见到他，他还问了我孩子的学习情况，问我最近心情好不好。那次他也谈了很多科研方面的事。他希望我们一定要把黄土再好好做一做，注意黄土堆积和青藏高原的关系，关心相邻学科的发展动向和新技术的应用。他提起2005年5月和我们一起去甘肃秦安出野外的事，说幸亏当时去了，否则可能就去不成了。我告诉他，其实我们都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在野外出点什么问题，和谁都没法交代。他笑着说：“我没事的，当时我不是还下到沟底了嘛”。他把室里许多同事的情况问了一遍，我一一向他做了汇报。临走时，他让我告诉大家：“我这里很好，让他们不要挂念我”。我劝他先安心治病，更不要去想黄土与青藏。没想到，这竟成了先生和我最后的谈话，因为再次见到时，他已经病危不说话了。而我一直的感觉是，他通过治疗，会再活上若干年，即便不能再出野外，但至少在精神好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来和我聊聊天。 

　　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前，弟子们都想写个挽联来表达对先生的哀思。我也写了一个是： 

　　解黄土，论风云，修经典百卷，塬墚峁上了却尘缘九十载； 

　　走高山，笑江河，种桃李五洲，豆油灯下悟彻大地千万年。 

　　师母还问起我为什么是在豆油灯下。我想说的意思是，先生一生生活简朴，科研和仪器设备经费用的着实不多，但他确实做了一番让国际学术界刮目相看的大事业。我一直在琢磨，这里边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