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光教授是华罗庚之子。他将从家人的角度回忆父亲华罗庚的一些事情。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在我们家年龄算偏小的，跟我父亲交流时间不是太多。但是推广优选法的时候，我跟他工作了一年。他生病的时候，陪了他两三个月，后来在加州理工大学的时候陪了他一年。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交流，他有的时候也跟我说点他以前的事情。

　　我想他做的工作主要有这几项，一个建立数学所和进行纯数学的研究；第二，培养人才；第三，计算机研制；第四是密码，他曾经被总参聘请为顾问；第五个就是应用数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和推广工作；第六项是社会工作，在这儿就不多讲了。

　　我觉得他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极端的热爱数学，热爱祖国，热爱文明。第二，注重真才实学，认真做事，不注重虚名。第三，做事严格严谨，绝不拖拉。第四，非常的勤奋，而且他有很好的学习方法，很能学习。第五，生活和工作关系，这是他非常特殊的一个。

　　在这中间我讲讲我知道的一些事情。

　　第一，我想颜基义刚才说了一下史松林的事，实际上史松林的文章出来以后，因为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在报纸上发表了。当时是七八月份，天很热，我父亲知道后，他在家里坐了两天，算了两天，最后算完了，然后才跟史松林通电话，实际上史松林当时还有些问题在里面，他给解决了。所以他对工作非常严肃严格，要求非常严格。

　　第二，爱国方面。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马上就回来了，结束在英国的学习，回来就在昆明，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又经常有飞机轰炸，生活又不好，但他在那个环境下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 46年的时候，他准备去美国了，当时正在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美国有一位教授也在做，而且是一个比较高年资高水平的教授，他就推迟了半年去美国，在那儿把东西做完了才去的美国。现在也许有人想，他去美国推迟半年就推迟半年吧，可是大家要想想，当时在昆明民不聊生，日子都没法过，我的名字就从这儿来的，当时家里东西都卖光了，所以我叫华光。在那个环境下，他能够再坚持半年去美国，我觉得他是做了很大的牺牲的。

　　1949年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以后，他就要回来。后来我们1983、1984年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他的朋友专门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我父亲。他跟我说，当年你父亲要回国的时候，校方跟他说，你们国家内战刚刚结束，还很乱，是不是你自己先回去看一下，如果好的话，你把家人再接走，如果不好的话，那你再回来工作，我们给你保留着职位。你的家属呢，在这儿我们替你照顾，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没有任何的犹豫，义无反顾，带着我们全家一块回来了。他希望回国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情，包括刚才说培养学生的事。

　　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在美国也有学生，也可以培养学生，但是我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学生，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的科学之林能够站住脚跟，能够有所贡献。

　　最后一点我想讲一下搞应用数学。当时国民经济比较落后，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生产管理技术水平都不高，他曾经想过很多办法想为国家服务，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但最后考虑到国情，我们只能找一种方法使老百姓能够学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统筹方法。后来统筹方法找到以后，也做了其他方面的推广。

　　当时铁道副司令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带着助手一块到他家里了，把统筹图往地下一摊，我父亲心里当时可能还有点忐忑，我就这点东西，你看行不行？那位副司令马上就说，这太好了，为什么？他说你讲太长了，我的战士没功夫去听，干部战士也学不会，所以你这个方法越简单越好。所以马上当场就决定，邀请我父亲带着他的助手们一块到山县。

　　当时希望把成昆铁路休修得又快又好又省，碰到很多的困难，我父亲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带着助手一块到了山县，回来以后当然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听陈德泉和计雷他们讲，他们到第一线去了，住到账篷里面，每天晚上把衣服脱光了，第二天早上把衣服呼噜干净了，再穿上，因为有跳蚤。我父亲虽然没有住到第一线，但是他也到第一线去了，他回来跟我讲，我到第一线去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大家知道他是个残疾人，腿不好。1948年在美国动做了人工股骨头，当时人工股骨头的寿命大概是20年吧，65年的时候事他股骨头不太好了。我小的时候牙痛，我很痛苦的在那儿哼哼。他在那儿做文章，会骂我打扰他，他说你这个小孩真不行，他说我也牙疼过，和我腿疼比起来，简直不算回事，你怎么这么忍不住？

　　所以腿疼对他是特别大的困难，到了山县以后他要走路，爬山越岭的，肯定有很多困难，我首先想到这点，但他跟我说这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上厕所，荒郊野外随便找个地方上厕所没有问题，但他必须攀着岩石和树杈半蹲着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中间，他碰到一次爆炸，有一个雷管没有响，是哑炮，有战士进去排这个哑炮的时候牺牲了，他流泪了，他流泪的时候并不多。他考虑到工程质量问题，质量问题对于其他的产品来说，也许只是浪费和节约的问题，但是像雷管这类东西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了，所以他说这个问题要好好解决，后来就找到了优选法，然后开始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了。他对数学的热情和热爱祖国的感情是交融在一起的。他数学好，又一心想把数学为国民经济，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他的贡献。

　　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推广得很好的时候，也并不像有些人说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没受罪，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在外地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突然就回来了，什么事呢，原来当时有四人帮的小爪牙，说我父亲剽窃了陈景润的文章，要处理他。陈德泉找了一趟陈景润（还不敢明目张胆找，偶尔碰上的），陈景润说华老永远是我老师，他没有偷我的东西，这个问题才没有了，像这类故事还挺多的。

　　再举一个，他做这项工作谁都想拉拢他，有一次上面发票请他看京剧，他一坐到座位，15排1号是他，旁边还有别人，他坐在那儿，旁边的人老不来，他想想有点不对劲，就跟第五个座位的人说，我腿不方便，想上厕所，就换了个座位。等灯一灭，来了好几个人，一看有江青。他当时挺高兴，心想好在换座了，要不跟江青怎么说，反对她也不行，顺着她也不行。

　　 在文革中搞统筹法和优选法，他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包括后来得了很严重的心肌梗塞，差点要他的命。他在病榻上，还给主席写了封信，病好之后还要进行推广“双法”的工作，主席说你大病初愈，还要再等一段再出去工作。我问过我父亲，他说了，我怕人家以这个为借口，不让我搞“双法”了，有了主席这个回信，我放心了，以后还要回去搞。

　　我想讲就讲到这儿，最后结尾我想以他以前做的一个诗来作为一个结尾，这是他最后一生他自己思想的一个非常完全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