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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老的“双法”谈起
陈德泉
许多领导和老师都谈到了华罗庚同志在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贡献，在这方面，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而且由于华老在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贡献，也使得在管理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他的成绩也得到了认可和很好的评价。
钱学森同志就谈到了，我国的科学组织管理工作，华罗庚教授是先行者。自然科学基金会将华老评价为管理科学的先驱者。
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管理科学组的时候，师昌绪院士，也就是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副主任，在参加管理科学组第一次听委会的时候提到，华罗庚这么一个大数学家，为什么在1965年的时候要搞优选法，其实就是把科学技术怎么转化为生产力，他说搞了这项工作，华罗庚教授在这方面比我们早觉悟了20年。
所有这些评价都离不开华罗庚同志在推广“双法”所做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做到了。由于他工作的成绩，他的爱国热情，以及想为国家做更大贡献的这样一种精神，因此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肯定，包括毛主席、周总理，胡耀邦，叶帅，王震等等。
比如说杨德庄谈到“华老”这个名字的来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外地回来，王震同志住在华老的隔壁，我跟着华老去看王震同志，向他汇报我们所做的工作。在汇报工作的时候，我称呼华老为老华，我自己不感觉有什么问题。这时候王震就说，你给我站起来。他挺厉害的，吓了我一大跳，我就赶快站起来了。他说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了半天的工作，他说不对，你怎么称呼华教授的，我叫他老华，他说中国一直讲师道尊严，你就这么称呼华教授，把我训了一顿。
华老解释了一下，说我们到工厂去，很多工人都亲切的称呼他老华，我们就跟着叫了。王震就说，以后不能这么叫，叫华教授不方便的话，不能叫老华，就叫华老，叫我就叫王老，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改成华老。
再比如说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跟叶先生到胡耀邦家里汇报工作的时候，胡耀邦同志就讲，你不用多讲，华罗庚是谁，华罗庚是咱们国家的国宝，我们肯定是支持他的。当然主席和总理对他的支持和肯定，主席和总理的批示，大家都知道。
在推广“双法”的时候，华罗庚教授也是和他搞纯粹数学一样，是严谨和扎实的，实事求是的。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科学方法的选择，其中第一条就谈到了，要从我们国家的国家经济和生产的实际状况出发。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工人的文化水平大部分都不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对数学水平也不高，掌握的不多。如何才能让工人也能学得懂，用得上？第二、就是计算机的手段。二十世纪60年代，我们跟着华老，每个人都有计算机。但我们在大学使用的都是手摇式计算机，用电子计算机的机会很少。即使到了1982年，我们在安庆石化总厂要算一个合理的生产规划（实际上是一个参数的线性规划），就找不到合适的计算机，就要飞到北京来算这个题目，回过头去才能到安庆去给人家结果。所以当时的条件比较困难。
但当时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说当时华罗庚教授，我们组织小分队的时候，都是各省市都派来的，那时候有一句话叫“高峰和大协同”。推广双方都没有任何收入的，等于说拿着原来的工资去干推广“双法”的工作，到今天大概是不成的，但是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情况。
华老在优先法里面选择了最容易推广的，“0.618的方法”，“黄金分法”等一些方法，需要复杂计算的，需要用到计算机的方法，并不是我们要推广的内容，这个取决于我们国家当时的国情。
华老还谈到，方法还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比如说统筹方法，华老是写出了平方，他讲课的时候，经常用泡茶喝的例子去讲这个方法。实际上华老一开始在做方法研究的时候，组织我们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文献。昨天我在翻过去的笔记和资料的时候，翻到了这样一本统筹方法资料，就是当时情报所收集的，一共印了有两册，这是我拿到一册，他收集到国外的论文就是707篇，都是和统筹方法有关的，或者说现在叫项目管理有关的。实际上选择做这个方法研究的时候，开始不只是做统筹方法的研究，还做了一些别的方法的研究，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是用得面大量广的。
优选法的工作也是这样，他写了一本《优选学》，在国外出版了，但是讲的内容，大概是前一两个，三四个方法拿去推广的。他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做理论方法的分析，要选择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在这方面应该说他和纯数学一样，是很严谨很务实的。
第二，现在大家看到的好像优选法统筹方法应用都十分普遍，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效果不大。比如说统筹方法，在做第一次试点的时候，我们和杨德庄、计雷，还有人民大学和北航的同志一起在电子管上做试点。试点了几个月的时间，效果不大。后来到了西南，在三县修桥梁，打隧道和建设公路的时候，才把这个方法有了试点的成功。
至于优选法，70年代，国务院生产组召开了会议之后，让我们到上海去试点，第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仪表钢的零件上形成一层蓝色的氧化保护膜。我们知道通过优选法可以选择最好工艺条件，最好配方等等，但是到底优选法怎么用，心里是没数，华老亲自参与了这个实验，一点点看他们怎么做的。
还有一个例子，在上海炼油厂搞降凝剂，希望在坦克上能降到负40度不凝固，但他们已经做了137次实验了只能降到负37度的时候不凝固。华老在137次实验数据的基础上，用数学的和优选法的方法帮他们做了分析，使降凝剂降到负40度，这些全过程，华老都是亲自参加的。
我们在推广的时候经过了这样一个一个的试点。我们在上海做分界面工程的统筹方法试点，跟着华老在上海整整呆了3个月的时间。以后在推广的时候，不光有了方法，还有取得了成功的案例，不光有成功的案例，而且这些案例也是逐步的成熟的。
比如说机加工。机加工包括车洗包膜，确实有难点，机加工的师傅们讲，车工爬长板，刀具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之后，找了另外一些很有经验的机加工师傅，像苏光明这样一些全国劳动模范，结合他们的行业的知识和优选法结合起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到一个省去，都是由华罗庚教授，我和计雷等等这样一些搞数学的加上一些行业内的专家。他们不但掌握了优选法的方法，而且有行业上的知识，而且取得了他们的案例，这样滚雪球一点点滚大的，而且形成了一些行业上的系统的经验。
而且推广“双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好的一些数学问题，比如说王元同志在写那本华罗庚传的时候，也谈到了一些问题，电信工程的平均分配的一些数学问题，但是一个是用了一些好的数学方法确实帮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应用面是比较窄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广“双法”上。
推广“双法”只是在那种条件下形成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华老的想法不止是推广“双法”，他后来提出来了，提出了36个字，包括大统筹，广优选，促发展，精选工具等等。
他对应用数学有全面的一个想法，而且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包括推广双法是怎么来的呢？也包括了他是前面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特别是在推广双法过程中，他到了各个省市，接触了各行各业，也知道了实际上的需要是什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情况有些变化了，华老在1982年12月2号写的一篇文章，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开展科技咨询服务，这个是什么背景呢？就是80年代，我们国家开了长远规划会议，在长远规划会议上，邓小平提出来，要克服过去不讲究经济效益的老毛病，要找出最优方案，各个部门都要实行优先法，所以许多的省市和部门都找到了华罗庚同志，我们也有机会参与期间。
其中最典型的是82年的时候，高原文同志找到了华老，万里又找到了华老，希望华老做。我们国家当时是能源紧张，到底能源紧张是把资金应该投到什么地方，煤矿的话是投在山西还是投在河南，还是投在贵州，各个地方都有可行性报告，但是到底投在哪儿最好，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时候华老是组织了七个学会的专家进行了论证，其中包括煤电运，运输包括铁路、公路和水陆，然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而且由煤炭部组织的专家最后对华老提出的方案进行了最后的论证。此后万里同志又找到了华老，就提到了大庆的问题，说大庆在我们国家是高产稳产有20年，能不能还能稳产和高产，要投资到底是投资在大庆，还是投资在胜利油田，还是投资在新疆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在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需要华老做的，又有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这样的一些变化，就促进了华老的经济数学方面的工作，而且在统筹方法和优选法方面，又不再局限于说“0.618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到了大庆，大庆他有几万口井，到底该怎么布局，还有机油站，还有脱水站，还有注水站，到底怎么布局，是一个很典型的优化的问题，但是数量比较大，比如说当时我们引用了计算机就是长城0520，我们背了四台长城250到大庆去，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带回来，包括用长城0520做规划问题的优选的时候，算出的结果还是有错误的，后来我们发现长城0520误差比较大，后来用大气计算才能有个比较好的结果。
从82年之后，华老就提出来，要适应我们国家经济的变化，要把他的工作重点转到高层次的决策上，而且提出来刚才36个字的方法......
钱学森同志就谈到了，我国的科学组织管理工作，华罗庚教授是先行者。自然科学基金会将华老评价为管理科学的先驱者。
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管理科学组的时候，师昌绪院士，也就是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副主任，在参加管理科学组第一次听委会的时候提到，华罗庚这么一个大数学家，为什么在1965年的时候要搞优选法，其实就是把科学技术怎么转化为生产力，他说搞了这项工作，华罗庚教授在这方面比我们早觉悟了20年。
所有这些评价都离不开华罗庚同志在推广“双法”所做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做到了。由于他工作的成绩，他的爱国热情，以及想为国家做更大贡献的这样一种精神，因此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肯定，包括毛主席、周总理，胡耀邦，叶帅，王震等等。
比如说杨德庄谈到“华老”这个名字的来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外地回来，王震同志住在华老的隔壁，我跟着华老去看王震同志，向他汇报我们所做的工作。在汇报工作的时候，我称呼华老为老华，我自己不感觉有什么问题。这时候王震就说，你给我站起来。他挺厉害的，吓了我一大跳，我就赶快站起来了。他说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了半天的工作，他说不对，你怎么称呼华教授的，我叫他老华，他说中国一直讲师道尊严，你就这么称呼华教授，把我训了一顿。
华老解释了一下，说我们到工厂去，很多工人都亲切的称呼他老华，我们就跟着叫了。王震就说，以后不能这么叫，叫华教授不方便的话，不能叫老华，就叫华老，叫我就叫王老，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改成华老。
再比如说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跟叶先生到胡耀邦家里汇报工作的时候，胡耀邦同志就讲，你不用多讲，华罗庚是谁，华罗庚是咱们国家的国宝，我们肯定是支持他的。当然主席和总理对他的支持和肯定，主席和总理的批示，大家都知道。
在推广“双法”的时候，华罗庚教授也是和他搞纯粹数学一样，是严谨和扎实的，实事求是的。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科学方法的选择，其中第一条就谈到了，要从我们国家的国家经济和生产的实际状况出发。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工人的文化水平大部分都不高，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对数学水平也不高，掌握的不多。如何才能让工人也能学得懂，用得上？第二、就是计算机的手段。二十世纪60年代，我们跟着华老，每个人都有计算机。但我们在大学使用的都是手摇式计算机，用电子计算机的机会很少。即使到了1982年，我们在安庆石化总厂要算一个合理的生产规划（实际上是一个参数的线性规划），就找不到合适的计算机，就要飞到北京来算这个题目，回过头去才能到安庆去给人家结果。所以当时的条件比较困难。
但当时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说当时华罗庚教授，我们组织小分队的时候，都是各省市都派来的，那时候有一句话叫“高峰和大协同”。推广双方都没有任何收入的，等于说拿着原来的工资去干推广“双法”的工作，到今天大概是不成的，但是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情况。
华老在优先法里面选择了最容易推广的，“0.618的方法”，“黄金分法”等一些方法，需要复杂计算的，需要用到计算机的方法，并不是我们要推广的内容，这个取决于我们国家当时的国情。
华老还谈到，方法还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比如说统筹方法，华老是写出了平方，他讲课的时候，经常用泡茶喝的例子去讲这个方法。实际上华老一开始在做方法研究的时候，组织我们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文献。昨天我在翻过去的笔记和资料的时候，翻到了这样一本统筹方法资料，就是当时情报所收集的，一共印了有两册，这是我拿到一册，他收集到国外的论文就是707篇，都是和统筹方法有关的，或者说现在叫项目管理有关的。实际上选择做这个方法研究的时候，开始不只是做统筹方法的研究，还做了一些别的方法的研究，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是用得面大量广的。
优选法的工作也是这样，他写了一本《优选学》，在国外出版了，但是讲的内容，大概是前一两个，三四个方法拿去推广的。他选择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做理论方法的分析，要选择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在这方面应该说他和纯数学一样，是很严谨很务实的。
第二，现在大家看到的好像优选法统筹方法应用都十分普遍，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效果不大。比如说统筹方法，在做第一次试点的时候，我们和杨德庄、计雷，还有人民大学和北航的同志一起在电子管上做试点。试点了几个月的时间，效果不大。后来到了西南，在三县修桥梁，打隧道和建设公路的时候，才把这个方法有了试点的成功。
至于优选法，70年代，国务院生产组召开了会议之后，让我们到上海去试点，第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仪表钢的零件上形成一层蓝色的氧化保护膜。我们知道通过优选法可以选择最好工艺条件，最好配方等等，但是到底优选法怎么用，心里是没数，华老亲自参与了这个实验，一点点看他们怎么做的。
还有一个例子，在上海炼油厂搞降凝剂，希望在坦克上能降到负40度不凝固，但他们已经做了137次实验了只能降到负37度的时候不凝固。华老在137次实验数据的基础上，用数学的和优选法的方法帮他们做了分析，使降凝剂降到负40度，这些全过程，华老都是亲自参加的。
我们在推广的时候经过了这样一个一个的试点。我们在上海做分界面工程的统筹方法试点，跟着华老在上海整整呆了3个月的时间。以后在推广的时候，不光有了方法，还有取得了成功的案例，不光有成功的案例，而且这些案例也是逐步的成熟的。
比如说机加工。机加工包括车洗包膜，确实有难点，机加工的师傅们讲，车工爬长板，刀具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之后，找了另外一些很有经验的机加工师傅，像苏光明这样一些全国劳动模范，结合他们的行业的知识和优选法结合起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到一个省去，都是由华罗庚教授，我和计雷等等这样一些搞数学的加上一些行业内的专家。他们不但掌握了优选法的方法，而且有行业上的知识，而且取得了他们的案例，这样滚雪球一点点滚大的，而且形成了一些行业上的系统的经验。
而且推广“双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好的一些数学问题，比如说王元同志在写那本华罗庚传的时候，也谈到了一些问题，电信工程的平均分配的一些数学问题，但是一个是用了一些好的数学方法确实帮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应用面是比较窄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广“双法”上。
推广“双法”只是在那种条件下形成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华老的想法不止是推广“双法”，他后来提出来了，提出了36个字，包括大统筹，广优选，促发展，精选工具等等。
他对应用数学有全面的一个想法，而且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包括推广双法是怎么来的呢？也包括了他是前面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特别是在推广双法过程中，他到了各个省市，接触了各行各业，也知道了实际上的需要是什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情况有些变化了，华老在1982年12月2号写的一篇文章，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开展科技咨询服务，这个是什么背景呢？就是80年代，我们国家开了长远规划会议，在长远规划会议上，邓小平提出来，要克服过去不讲究经济效益的老毛病，要找出最优方案，各个部门都要实行优先法，所以许多的省市和部门都找到了华罗庚同志，我们也有机会参与期间。
其中最典型的是82年的时候，高原文同志找到了华老，万里又找到了华老，希望华老做。我们国家当时是能源紧张，到底能源紧张是把资金应该投到什么地方，煤矿的话是投在山西还是投在河南，还是投在贵州，各个地方都有可行性报告，但是到底投在哪儿最好，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时候华老是组织了七个学会的专家进行了论证，其中包括煤电运，运输包括铁路、公路和水陆，然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而且由煤炭部组织的专家最后对华老提出的方案进行了最后的论证。此后万里同志又找到了华老，就提到了大庆的问题，说大庆在我们国家是高产稳产有20年，能不能还能稳产和高产，要投资到底是投资在大庆，还是投资在胜利油田，还是投资在新疆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在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需要华老做的，又有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这样的一些变化，就促进了华老的经济数学方面的工作，而且在统筹方法和优选法方面，又不再局限于说“0.618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到了大庆，大庆他有几万口井，到底该怎么布局，还有机油站，还有脱水站，还有注水站，到底怎么布局，是一个很典型的优化的问题，但是数量比较大，比如说当时我们引用了计算机就是长城0520，我们背了四台长城250到大庆去，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带回来，包括用长城0520做规划问题的优选的时候，算出的结果还是有错误的，后来我们发现长城0520误差比较大，后来用大气计算才能有个比较好的结果。
从82年之后，华老就提出来，要适应我们国家经济的变化，要把他的工作重点转到高层次的决策上，而且提出来刚才36个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