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提我有多高兴了。但很快我就扫兴了。

1955年秋我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当时所长是传有一天华先生找我谈话，很严肃地说:“国家需要，组织分派你去搞计算数学”。

我一下子懵了，什麽是计算数学？数学研究所里哪几个名家是搞计算数学的？要知道在大学期间，我跟当时很有名望的陈建功先生学函数论，毕业论文还被《解放日报》报道过。我踌躇满志来到数学所，一心想继续我的函数论研究，但跟华先生的那次谈话使我的这个梦想彻底破灭了，说实在我很不乐意。

华先生似乎看懂了我这个年轻人的心，耐心地跟我讲解新中国的科学规划,以及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鼓励我应根据国家需要去学习计算数学。

原来华先生曾访问过美国、苏联等当时最发达的国家, 参观过冯?诺依曼领导的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实验室，并和苏联著名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讨论过中国数学的发展规划，据说后者曾建议中国应发展计算数学。

自1946年冯?诺依曼发明计算机之后，美国和苏联的计算技术及其应用都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而此时的新中国还在战后恢复中，这方面技术完全是空白。华先生了解到中国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发展计算技术（包含计算机、程序设计和计算数学）。因此在1956年的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有了包括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在内的“四大紧急措施”。

科学院委任华先生为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负责计算机和计算数学的发展。华先生心中清楚知道，计算机和计算数学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所以他鼓励我去学习计算数学。他积极筹办新的研究所，并苦口婆心动员一批年轻人进入这一新的领域。

基础怎样打？谷超豪忆起早年在浙江大学求学经历：一门数学研究讨论课，苏步青教授交给他一篇100页的数学论文，要求先从头到尾抄一遍，认真钻研，然后在课上接受提问，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正是这种严格训练，为他打下扎实的学科基础。

从微分几何到偏微分方程，从数学领域到物理领域，谷超豪攀登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国外同行评价他“创新、多变”。不断尝试跨领域研究，动力从何而来？谷超豪的回答是：“国家、社会的需要，是研究的生命所在。”在前苏联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挤出时间听本科生的流体力学课程，钻研其中的数学问题，因为“苏联的卫星刚刚上天，我国的航天事业也要发展。”在谷超豪大眼界背后是大胸怀。 （记者金柯）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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