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乐院士寄语青年学子:树远大理想 育浓厚专业兴趣

2009年05月07日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对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我认为,五四运动最主要的是青年的爱国主义运动,其旗帜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对当前的中国依然十分重要。对社会来讲,青年都是最热情、最有朝气、最上进以及代表社会希望和未来的一支生力军,从今天青年的状况和动向可以看到社会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

在五四运动90周年来临之际,数学家杨乐院士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办公室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谈了五四精神和对青年学子的希望。

“回顾五四运动90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的历程。现在是中国近百年来青年人成长的最好时机,国家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成长给予了多么大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处境比老一辈,如我的导师熊庆来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要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要有远大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要有浓厚的兴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五四运动90周年最好的纪念。”

杨乐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数学家熊庆来教授,从1966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其间曾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等职务。1979年~1990年,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采访中,杨乐讲述了导师熊庆来在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报效祖国的故事,以及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经历。

  “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

  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的一个偏僻小乡村,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归来,创办了三所大学的数学系,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参与了中国数学学会和《数学学报》的创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他的学生包括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徐贤修、杨乐、张广厚等,还包括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赵忠尧、林家翘等,是推动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熊庆来走上数学之路有偶然因素。杨乐说:“1913年,熊先生20岁时通过了云南省教育司主持的公派留学考试,赴比利时学习道路交通和矿业,成为云南历史上送往欧美留学的第二批学生,他计划学成后回矿产丰富的云南兴建实业。但是,到比利时的第二年,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殃及比利时,熊先生辗转到法国,当时法国高等矿业学校却因战事而关闭,他攻读矿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转而改学数学,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法国的数学非常强。”

  在法国6年,熊庆来一心用在学业上,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酒店、戏院、舞厅,男不喜入。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他先后在4所大学获得高等算学、高等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和理论物理5个学历证书,并获得法国理科硕士学位,确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

  五四运动后一年多,也就是1920年10月,熊庆来应家乡召唤,回云南创办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但计划却因时政纷争而落空。第二年,他应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邀请,担任东南大学算学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材,他就借鉴留学法国时的西方教材,编写出适合中国需要的讲义。

  1926年,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算学系,系主任郑之蕃极力罗致熊庆来到清华任教,并于1928年清华学堂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将主任之职交由熊庆来担当。杨乐说:“清华这样重要大学的数学系这时才刚开始创办,北京大学于1913年创办数学系,要早一些。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科学和教育确实基础薄弱,刚开始起步。实际上,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就是从他们那一代人开始的。”

在清华任算学系主任期间,熊庆来大力倡导研究工作,先后聘请杨武之、孙光远、曾远荣、胡坤升、赵访熊等来校执教,破格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工作。1930年,熊庆来接替出国进修的叶企孙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决定在算学系设立算学研究部,招收研究生,并规定研究生毕业后可派送留学。这一年,他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陈省身。

1932年,熊庆来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到法国从事数学研究。杨乐说,“这是熊先生第二次赴法国留学,他利用清华的学术休假制度休假一年,再请假一年。在法国的这两年中,他完成了博士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熊先生开始在法国作博士研究时已经40岁了,在国内已是系主任和教授,开设了许多数学课程,但他并不满足,抓住机会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在法国的博士研究水平非常不错,有相当大的影响。”

  熊庆来第三次去法国是在解放前夕。1949年9月,他作为云南大学校长,与梅贻琦等奉命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会议。就在他从广州飞向法国时,国民党行政院下令解散了云南大学,因此,会议结束之后,他就留在了法国。不久后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从此,他练习用左手写字,旅居法国7年多。

1957年6月,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熊庆来回到北京,在华罗庚任所长的中科院数学研究院担任函数论研究室主任。在这里,两位年轻的研究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们就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杨乐和张广厚。

  然而,在“文革”中,熊庆来被批判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1969年2月熊庆来在家中含冤去世。杨乐说:“从这里可以看出,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救国的道路是很曲折的,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很曲折。”

  也许,熊庆来应该感到欣慰的是,1978年4月,在中央的批准下,杨乐和张广厚赴瑞士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成为十年浩劫后首次走出国门进行个人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

  “较快进入研究的前沿和核心问题”

  1951年,初中二年级的杨乐开始学习代数,对数学产生兴趣;几何图形的出现,逻辑严谨的推理和论证,使他感到非常新鲜,“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觉得一生都要作数学研究,要到北京大学去学数学”。

  为什么要上北京大学呢?杨乐说:“清华过去有很好的数学系,但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清华的理科就并到北大去了。那时大家都认为北大的理科如数学系是全国最好的,所以,从1953年开始,我就立志要到北大念数学,而且还想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那时我就知道有中国科学院,但当时还没有研究生制度,我只是想到中科院从事数学研究。”

1956年,当杨乐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苏联学习,大学学制为5年。但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苏关系公开决裂,中央决定清华和北大的理科从5年制转为6年制,以培养高层次人才,因此,杨乐在1962年夏天才从北大毕业。

         “新中国的研究生制度创立于1955年,但在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被冲垮,1961年国家开始调整,研究生制度也开始恢复了。1962年,我和同班同学张广厚同时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师从熊先生。”

 “我们跟熊先生时,他已经快70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他对我们说,‘我年事已高,虽不能给你们多少具体的帮助,但老马识途。’他能够指引方向,比如说我们作函数值分布论研究,这一学科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世界数学的中心地位,文献和专著都很多。我们刚进入这一领域,读哪些书比较好呢?

 

熊先生就指定我们读一本专著,这是一本只有100多页的专著,作者是现代函数值分布论的创始人R. Nevanlinna,之后又指定我们读一本更薄的专著。如果让我们自己选,那么我们可能会选六七百页的精装专著。但实际上,读完这两本专著后,就可以进入到函数论研究的前沿和核心问题中。”

杨乐是在若干年后才体会到熊庆来所说的“老马识途”的重要意义。

1964年,杨乐和张广厚研究了一个函数论的问题,用法语写成的论文于1965年9月发表在《中国科学》期刊上。然而,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1964年9月,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帝国大学教授、函数权威学者瓦特?海曼在伦敦主持了一个国际函数论会议,在会上提出并收集了函数论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于1967年出了一本介绍这些函数论问题的小册子。

  “当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并获得结果时,国际学术界恰巧也正在提出这一问题但尚无研究工作,大家彼此完全不知道。我们当时与西方隔绝,这是殊途同归。”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完全被中断;直至1971年,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才开始可以作一点研究。“我们从那时才能到图书馆查文献。在1969年出版的国际顶尖数学期刊《数学学报》(Acta Math)上,我们发现了美国函数论专家David Drasin的一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我和张广厚发表在1965年《中国科学》上的论文,而且说我们的结果解决了海曼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并不知道海曼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进口这本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1975年,杨乐才通过妻子黄且圆在美国的亲属复印了海曼的这本书,“这时才知道,我们在1964年秋天作这个问题的时候,国际函数论界也同时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结果的一个推论就解决了海曼的问题。David Drasin在《数学学报》上的这一长篇论文在思想和内容上也基本上没有超过我和张广厚1965年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这时,我们才明白,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年代,熊先生领我们进入了函数论研究的前沿。我们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这是老马识途的重要意义。”

       1974年,著名函数论专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奥福德教授来华访问,要求见杨乐和张广厚。“会见时,我作了一个报告,扼要介绍了我们的成果,他非常震惊。返英后,他在伦敦的函数论研讨班上进行了介绍,受到海曼教授的重视和关注。不久,海曼邀请我赴英访问,然而那时‘四人帮’仍在台上作祟,无法成行。”

1978年4月,经中央批准,杨乐和张广厚赴瑞士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成为十年浩劫后首次走出国门进行个人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

   杨乐(右)与张广厚(左)

“回来后,我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函数论会议上汇报出访情况,苏步青老教授也特地到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我与几位教授作了大会学术报告。会议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从此中国数学会正式恢复了活动。”

“理想和兴趣是长久的动力”

杨乐谈到了对现状的一些担忧。

“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觉得,社会对年轻人、对学生应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现在,人们很看重物质和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年轻人来讲,不能只从现实、物质、眼前来考虑,年轻人应该要有理想,要有精神上的东西,要有抱负,应该憧憬未来,培养自己对专业的浓厚兴趣,成为专业领域中的高层次人才,为国家民族多作贡献。”

  理想和兴趣也是杨乐一生从事数学研究的动力所在。在北京大学的6年,他遭遇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等政治运动,读书成为非法行为,他常将书籍夹在衣服里,悄悄找一间无人的小教室去用功。1960年下半年,他和同学们到湖北蒲圻的陆水工地,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在寒冷工棚中昏暗的灯光下研读数学经典著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数学所的研究被迫中止,1971年恢复了研究室建制后,他和张广厚等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全力以赴投入研究工作。

 为什么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要作研究呢?杨乐说:“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对数学有了兴趣,初中三年级时就立志要作数学研究,大学中虽然有干扰,但条件稍微好的时候,我还是努力学习,学了一些本领,总觉得这些东西对国家是用的,所以,一旦有了机会,还要努力去做。”

现在,有青年学生说:“我天生对数学没有兴趣,觉得它比较枯燥。”杨乐认为,兴趣是可以培养的,而且并不是要成为一名数学家才要学好数学,“兴趣的培养从多接触开始,比如说让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多花一些时间来接触数学,慢慢就会学得好一些,学得轻松一些,这样就会逐步培养出兴趣。所以,对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刚开始上大学时可能不一定有多少了解,也不一定有多少兴趣,但如果花一些功夫,从多角度了解专业的意义和作用,慢慢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里面有很多奥妙,那么兴趣就慢慢产生了”。

杨乐认为,学好数学还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因为创新首先离不开分析问题、综合思考和严谨推理的能力,而数学则从根本上培养了几何直观能力、严谨推理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计算能力和证明问题的能力等。所以,数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各学科和高新技术中,而且它对培养人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和素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乐寄语青年学子:“五四爱国主义运动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青年人除了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和志向外,还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样就有了长久的动力。”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