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我的引路人”

数学大师陈省身走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曾亲受陈省身先生教诲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怎么也没想到,20多天前还与自己侃侃而谈的恩师,现在已经安静地离开了爱他的亲人和师友。

 “先生去世的消息令我非常吃惊。20多天前,我还到天津看望他。”12月4日,也就是陈省身先生去世的第二天,记者见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

        自前天晚上从南开一位朋友那里获知陈省身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吴文俊院士就一直处于难言的悲痛之中。

“那天,先生精神状态非常好,与我们三四个人谈了整整一下午有关数学发展的问题。”与先生促膝而谈的情景历历在目,吴文俊言语哽咽,“先生走得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不仅是中国数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数学界的巨大损失。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一直是我的引路人,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先生的培养。与先生的结识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是先生使我开始接触到当时方兴未艾的拓扑学。”

据吴文俊回忆,由于当时中国现代数学水平不高,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并没有立即设立数学研究所。到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决议,才在昆明成立由姜立夫为主任的数学研究所筹备处。1946年5月,姜立夫赴美访问,临行前推举刚回国的陈省身代理筹备工作。陈省身上任伊始,立即采取一项重要措施,即聘用新人充实筹备处。而吴文俊就是经过赵孟养安排,由西南联大的钱圣发陪同一起去见陈省身的。

吴文俊当时有点“发怵”,亲友们却鼓励他,“陈先生是学者,不会考虑其他,不妨放胆直言。”于是,见到陈先生时,吴文俊就直率地提出到数学所工作的愿望。果然,陈省身慧眼识英才,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这个决定,使吴文俊走上数学研究的康庄大道。

据吴文俊回忆,1946年夏,陈省身先生把他吸收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相当于陈先生的一名研究生。当时数学所筹备处规模很小,在岳阳路上,只占据一座楼的第二层。最大的一间供会议与报告之用,其他人分居其他小室,另外还有一间较大的是图书室。陈先生安排他在图书室兼管图书。

于是,吴文俊整天泡在书架之间。一天,陈省身忽然对他说,你整天看书、看论文已经看得够多了,应该还“债”了。陈省身要他以写论文的方式“还债”。在陈省身的督促之下,吴文俊终于写出了一篇关于球的对称积在欧氏空间中的嵌入问题的论文。这是一篇习作,算是他的第一篇论文。陈省身把它送到法国的Comptes Rendus上发表,作为对年轻人的一种鼓励。 

尽管爱思考、富于创见,但吴文俊的基础,主要还是在点集拓扑方面。一次,吴文俊把自己这方面的习作交给了陈省身。再次见面时,陈省身把文章退还给吴文俊,评语是方向不对头。

陈省身的这一指点扭转了吴文俊的注意力,使他从此贯注于具有几何意义的实质性问题,从而避免陷入概念与概念之间无穷无尽烦琐论证的泥坑之中。吴文俊认为,这对于他此后的学术工作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当时,代数拓扑学虽然已有50年历史,却是方兴未艾。刚刚从普林斯顿回国的陈省身,敏锐地感到代数拓扑学是未来数学发展的领头羊,而且必将成为影响其他数学学科的主流学科,因此果断地决定把这门学科普及到中华大地上。1946年下半年,陈省身亲自为年轻学子讲授代数拓扑学,每周讲12小时。后来,听讲的年轻人不少成为著名的拓扑学家,特别是吴文俊、陈国才、杨忠道、王宪钟、张素诚、廖山涛等几位。 

吴文俊介绍说,陈省身先生讲授拓扑学是从曲面这一具体情形开始的。这使他茅塞顿开。有了这样的几何直观做背景,原来晦涩难通的一些组合拓扑基本概念,变得生动易懂。从此,他对组合拓扑的学习步入坦途。

一旦方向找准,吴文俊很快就取得突出的进步。遵从陈省身先生的建议,吴文俊开始研究惠特尼(H.Whitney)的乘积公式。这个公式是美国数学家惠特尼在1940年提出来的。惠特尼是微分流形理论、示性类理论、奇点理论的奠基者,1982年荣获显赫的沃尔夫数学奖。惠特尼乘积公式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式,它是示性类理论的基础。据说此公式的证明极为繁复,以至于惠特尼本人为了把证明写清楚,计划撰写一本专著。

接下题目后,吴文俊查阅了有关文献,掌握了建立惠特尼示性类的途径,尤其是熟悉了惠特尼示性类的计算方法,也了解了惠特尼本人的一些想法。“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陈省身先生的指导下,刚刚入门的吴文俊,毅然去攻这个难题。

1947年春天,陈省身先生到北平清华大学教课,曹锡华和吴文俊同行。在清华,他们两人同住一间宿舍。吴文俊每天攻关到深夜,经常是早晨一觉醒来,对曹锡华说:证出来了。到了晚饭时才发现证明有错。于是继续攻关,第二天早晨起床,又对曹锡华说:证好了。到了下午又发现证明有漏洞。如此反复多次,最终获得成功。这时他进数学所还不到一年。现在,吴文俊的这项成果已成为经典,在现代示性类理论中,它被看成公理,是整个理论的基石。

在短短的一年多内,仅仅用了几页纸,吴文俊就证明了此定理。当时,惠特尼看到美国最具权威的《数学年刊》刊登这一公式后说,“我的证明可以扔掉了”。陈省身先生非常赞赏吴文俊的这项工作,“许多年来他一提到我,就讲这段事。”吴文俊说。

第二年,吴文俊考取了中法交换生赴法留学。当时正是布尔巴基学派的鼎盛时期,也是法国拓扑学正在兴起的时期。陈省身先生把吴文俊推荐给当时法国一些代表性的拓扑学家,使吴文俊较快捷地走向这条道路。 

1949年,吴文俊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吴文俊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及其他国家的邀请,毅然回到祖国。

吴文俊说:“陈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正是陈先生对我的关爱,使我一步步走到今天。老师一生为中国数学工作鞠躬尽瘁,晚年先生虽然坐在轮椅上,却在全国、全世界到处讲学,从没有间断过,就连中小学召开的数学会他都常常参加,作为90多岁高龄的人来说,这是常人做不到的。他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人品上都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学习的榜样。”

马晓岚(200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