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没有沉重历史包袱的美国，虽然取得了经济繁荣，但科学技术的基础远不如欧洲。可现在机会到来了，欧洲一大批在科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核科学家，因为“忍受不了苛刻的限制，连续的争吵和种族的歧视、镇压与痛苦。”纷纷背井离乡来到了当时中立的自由之邦——美利坚合众国。这是输入美国的无价之宝，是新的真正的财富，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欧洲的人才与美国的工业相结合是很了不起的。

　　集中到美国的欧洲科学家出于对欧洲局势的忧虑和对希特勒的仇恨，他们一反17世纪科学家的宣言，要让科学成果为政治军事服务。

　　核登上社会舞台的序幕就是以争取和平的姿态出现的。

　　哈恩的实验发现铀核裂变以后，匈牙利青年物理学家西拉德，这时已迁居美国，他敏锐的想象力，清晰地意识到了将来可能要开展一场原子武器的竞赛。他说服了费米及美国的同行们实行保密，提出对本身的研究工作进行自我约束。

　　西拉德在1939年2月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写道：“两星期以前，当哈恩的文章传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有些人想了解：铀裂变以后能否有中子释放出来。如果能有一个以上的中子释放出来，那么就有可能形成链式反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制造对人类有极大威胁的原子弹是有可能的……我们但愿中子根本不能释放出来，或者就是释放出来也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就不必为这一问题而担心了。”他请求约里奥·居里不泄露研究成果。

　　这是科学有史以来最奇怪的现象，科学家的功能就是在求得科学的进步，将“不能”变为“可能”；现在却因为科学的进步会带来严重后果，竟然希望科学不要继续，实验不要成功。这充分说明，科学在与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在行为中反映出的矛盾心理。

　　西拉德请求约里奥·居里立即通知他关于不泄露研究数据的问题是否达成了协议，并表明对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但是，西拉德没有接到回信。其时，约里奥·居里研究小组，已经接近了西拉德所担心的那种链式反应了。由于种种原因，约里奥·居里将西拉德的建议置于一旁，却将自己完成的实验结果寄给英国的《自然》杂志发表。

　　西拉德知道自己的努力失败以后。也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意发表他在链式反应方面的研究材料（同一个时期完成链式反应实验的除约里奥·居里、费米、西拉德之外，还有N·玻尔等）。

　　很快，《自然》杂志、《物理评论》都先后报道了铀裂变时能释放出多余的中子。因此链式反应可以自持下去，从而也就能实现核爆炸。

　　从1939年4月末到7月末，西拉德、维格纳、泰勒（都是匈牙利的流亡物理学家）和维斯科普（奥地利的流亡物理学家）一直设法让美国政府了解原子能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早先，费米就曾凭哥伦比亚大学系主任乔治·波格拉姆的介绍信去拜访了海军军械部长、海军上将胡伯，同他讨论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但这位部长只表示了礼节上的兴趣，希望费米继续提供发展情况，而实际上却未予重视。

　　在历史还没有真正充分地认识到科学的作用时，科学只能仰仗于权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同样还难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他们需要花精力找门路，学会奔走呼号，声明主张，宣传自己工作的意义，寻求权力支持和财力投资。

德国混乱的科研管理 　致罗斯福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