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良与邹世昌院士合影 

　　长河悠悠，不尽思念。恩师吴自良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我总觉得他仍在我们身边。老吴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渊博的学识和为国家科技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更留下了正直善良、坦荡朴实、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永远是我心中的一面鉴镜。 

　　吴自良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经常住医院，病情反反复复，但他从不悲观，从不消沉。每当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关心的还是科研工作的进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甚至多次提出要在医院看文献做笔记，指导研究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有幸被分配到吴自良先生的研究组，当时他已经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物理冶金专家，毅然决定从美国回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时值百废待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根据建设在长春的第一汽车厂对材料的需求，他提出用国内富有的锰、钼代替稀缺的镍、铬等元素，研制用于汽车后轴的苏联40X型号低合金钢的代用钢。他以渊博的学识制定了技术方案和技术路线，又对每一个试验细节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身体力行带领我们到钢厂冶炼材料，到沪东造船厂锻造钢材，到科学器材公司购置试验设备，亲自参与钢材低温冲击性能的测量。 

　　他言传身教对我们要求严格，培养我们的独立研究能力，又从思想品德、学习生活方面关心我们的成长。他带领年轻的科研团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科研任务，开创了发展和建立我国低合金钢系统的先端，1956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二机部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分离膜等关键器材也不给了，当时浓缩铀工厂庞大的机器系统已经安装好，而机器内的分离原件既是关键部件又是消耗物质，却断绝了来源，中国核工业面临严峻的考验。 

　　1961年二机部和科学院提出，这项任务涉及学科面极广，除需要金属物理、粉末冶金、金属腐蚀与防护、金属加工工艺等知识与人才外，还需要当时我国还没有的原辅材料与专业机器设备，还要筹建工厂，使之能边研制、边中试并尽快投入批量生产。 

　　鉴于这些要求，每个单位仅有小小的专题组显然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对分离膜元件的研制来说，上海冶金所在物理冶金、粉末冶金、自制非标准机械、化学分析等方面力量较强，具有一定的优势；上海地区工业配套综合性强，所需的几种重要原辅材料在上海曾有类似产品少量生产，其中关键的化学原料系剧毒危险品，无法运送到外地使用。 

　　鉴于任务的迫切性，决定把国内全部有关科研人员集中到上海冶金所成立第十研究室，由冶金所副所长吴自良先生兼任主任，下设三个大组，我又在吴自良先生的领导下担任第二大组组长，负责成膜工艺并制成分离膜元件的部分工作。 

　　吴自良先生深入科研第一线，他以身作则，以严格的学风，技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指导科研团队通过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反复地探索、试验、讨论分析和总结，攻克了一个个分离膜元件研制的技术难关。 

　　到1964年初，试验表明，甲种分离膜元件性能已经达到了研制任务的要求，实验室试制工作基本结束，随即转入试生产。这项多学科、综合性强、难度很高的科研任务的完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英苏以外第四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国家，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核工业和为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多年的实际投产和使用结果表明，分离膜的使用效果比预期的还要好。这项技术在1984年被授予国家发明一等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覆盖项目奖。吴自良先生还在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是全国23位获奖者中唯一的上海获奖者。 

　　老吴先生把一生贡献给了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但他为人却十分谦虚，平易近人。他淡泊名利，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甲种分离膜工作的成绩应该归功于研究团队集体的共同努力，归功于全国大协作和合作单位的支持。 

　　项目得奖以后，他提出要给每一位工作参与者发一个得奖证明，并把奖金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工作人员。最后还把奖励个人的“两弹一星”金质功勋奖章捐献给了研究所。 

　　恩师严谨治学、精益求精、淡泊名利、平易近人、孜孜不倦、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作者邹世昌，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章稍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