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神秘的失踪

　　１９３７年，正当周口店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的时候，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包括周口店在内的华北大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了。

　　周口店发现的所有人类化石以及一些灵长类化石一直都保存在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内。这家医学院位于北京市东单三条胡同内，由一系列宫殿式建筑组成。当时的解剖科设在Ｂ楼，Ｂ楼的底层有一间研究室，步达生和魏敦瑞在这里先后研究过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化石就收藏在这间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１９４１年，美日关系渐渐趋于破裂，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侨民纷纷撤回美国。保存在协和医学院中的北京人化石面临着被日本人闯入掠走的危险。

　　早在这一年的１月份，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就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探讨应付危机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三个选择方案：一．把化石运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二．留在北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地掩藏起来；三．运到美国暂时保管起来。

　　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已经迁到了重庆，如果按第一方案运做，只要化石能够运到重庆，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在当时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经过道道关卡从北京到重庆辗转几千里的运输是根本不可能作到的。如果按照第二方案将化石留在沦陷的北京，那么随时都难免会发生意外，所以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看来只有第三方案比较可行。但是，当初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订有协议，规定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一律不准运出中国。由于这些原因，北京人化石的处理问题就拖了下来。

　　４月份，魏敦瑞要随着撤退的美国侨民一起去美国，到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出发前，他让他的得力助手之一胡承志把所有的北京人头骨化石都作成里、外面都有的脑壳模型，然后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以便于他能够在那里继续进行北京人的研究。胡承志对他说，做里、外面都有的模型很费时间，而且有些化石还需要重新作模具。魏敦瑞最后说，做到那里算那里，直到接到把化石装箱的通知后就停止模型制作工作。魏敦瑞还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真标本留在沦陷区不安全，等他和翁文灏先生商量之后，就可以决定将它们运出沦陷区。魏敦瑞走后两三个月，因杨钟健南下而临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裴文中告诉胡承志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胡承志没有多问，只问了需要装箱的时间，裴文中说“听讯。”就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一天上午，留在北京的魏敦瑞的女秘书息式白通知胡承志说：“标本要装箱运走。”胡承志答应了一下，并没有马上动手。当天下午他找到裴文中把息式白让装箱的话告诉他，问他该怎么办。裴文中说：“立即就装。”

　　第二天，胡承志就和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一起将所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装进了两个没有上油漆的白木版箱子里，其中一个扁的箱子有写字台的桌面那么大，另一个略微小一点。装箱很考究。先将头骨化石用擦显微镜镜头的细绵纸包好，再用一般软纸包上；然后，用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裹住，再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一层层地在外面包好，然后装进小木盒里，木盒内周围六个面都垫着数层具有弹性的黄色瓦垄纸，最后，用吸水棉花将小盒塞满。小木盒一一装进大箱后，大箱内的空隙再用木丝填充。牙齿化石则全部装入首饰盒似的小纸盒内并用棉花填好。小纸盒上面有玻璃，有红边的标志号码卡片衬垫在玻璃下面，卡片上还详细注明牙齿所属部位。两个白木版箱子装好以后，较大的箱子上标明“ＣＡＤ１”字样，较小的箱子上标明“ＣＡＤ２”字样。两个装好的箱子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他们就交了差。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胡承志就南下了。

　　两个装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的箱子送到博文的办公室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２月８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１８天到２１天之间。当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王锡炽曾告诉裴文中说，两个箱子在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当天就被转移到Ｆ楼４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运走，但不知去向如何。据说，博文大约在１１月底把它们送到了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它们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１２月５日早上５点，带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驶离北京，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驶向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到秦皇岛，然后将要驶向美国的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船原定于１２月８日到达秦皇岛，可是它没有到。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航以后，还没到上海，中途就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在长江附近搁浅了。１２月８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的所有机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拦截。可是，那两个重要的箱子却不翼而飞了。

　　北京人从此神秘地失踪了。虽经中外人士多方搜寻查找，但至今这些北京人的下落依然是一个吸引了无数人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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