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１年春，奥地利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维也纳取得了博士学位。刚刚进入夏天，他来到了中国，打算和安特生合作从事三趾马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为了使师丹斯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利于将来的工作，安特生就安排他先来到周口店继续发掘鸡骨山。 ８月份的时候，安特生请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考察团的首席科学家葛兰阶一起来到周口店，目的是给师丹斯基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一天，正当他们在鸡骨山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过来对他们说，离这里不远还有一个地方，能够采集到更大更好的龙骨。他们跟着那位老乡来到周口店火车站西面１５０米的一个废弃的石灰岩采石场（这就是现在的龙骨山），老乡指给他们一条添满了堆积物的裂隙看。他们在那里搜索了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化石。接着，他们又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有犀牛、鬣狗和熊等；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种下颌骨骨质极端增厚的鹿类化石，后来被命名为“肿骨鹿”。 就在这个新地点，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边缘锋利的白色脉石英碎片。他认为，用如此锋利的刀刃似的石片切割兽肉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因此，它们很可能就是被我们人类祖先用过的石器。安特生对这一发现与推测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就轻轻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他。你不要着急，如果必要，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到底。” 安特生和葛兰阶走后，师丹斯基在周口店继续工作了几个星期，在这个新地点发掘出大量的动物化石；其中有一颗牙齿很可疑，但是师丹斯基没有看出是人类祖先的牙齿，而只把它当作类人猿的了。 安特生对周口店并没有失望。１９２３年秋，他要求师丹斯基继续发掘这个新地点。但是，由于剩下的可发掘的部位已经高悬在陡壁上，继续发掘非常危险，师丹斯基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可能地采下来以后，只好结束野外工作并在不久回到了欧洲。１９２４年１月，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对这些中国化石标本的研究工作。 两年后的夏天，师丹斯基在整理标本时，终于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了一颗人牙，这又引起了他对１９２１年发现的那颗“类人猿”牙的重新注意。经过仔细研究，师丹斯基认为两颗牙齿都属于“真人”。不过，他不敢过于肯定，于是在１９２７年发表的报告中在“真人”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真人？”），以使结论留有余地。 周口店发现人牙化石的消息在１９２６年９月底或１０月初传到了北京并在１０月２２日公布。它象一颗重磅炸弹一样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年代如此古老的人类化石。同时，由于化石发现在喜马拉雅山以北，这无异于为当时流行的“中亚热”火上加油。 周口店的发现当时就得到了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当然也难免有个别怀疑者。在一次交谈中，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地质学老前辈、美国著名学者葛利普教授睁大了眼睛问安特生：“喂，安特生博士，北京人（Peking Man）是怎么搞的，它到底是人还是食肉类？”安特生则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尊敬的葛利普博士，来自周口店的最新消息是：我们的老朋友既不是一位男子汉（Man），也不是食肉类动物，而是走在它们当中的某个阶段的代表，并且还是一位女士（Lady）呢！” 这是一番多么饶有趣味的谈话！在此以后的几个月内，“北京女士”竟然成为周口店这项重大发现的代名词。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感谢葛利普教授，正是他首先使用的“北京人”这个俗称使得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化石的消息能够迅速传遍世界，并且使得周口店和曾经生活在那里的古人类至今仍然家喻户晓、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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