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西夏时期，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政权争战的时期。金辽元时期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为历代所罕见。他们对高档丝织品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偏爱和需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丝绸生产，丝织品的种类日益增多，其中以加金织物最具时代特色。

　　加金织物主要有织金、绣金和印金，其中尤以纳石失织金锦的技术和艺术成就为最高。织金锦本为波斯特产，元代蒙文中称为“纳石失”，是波斯语“Ｎasich”的译音。它是一种用金线显示花纹而形成具有金碧辉煌效果的织锦。所采用的金线有片金和圆金两种，具体制作方法为：先将黄金打成金箔，用纸或动物表皮作背衬，再切割成强丝线的片金；也可将片金缠绕在一根芯线之外，即成圆金。织金锦的织造技术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对明清流行的缎织物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方游牧民族酷爱织金锦，因为北方寒冷少水，周围的色彩较单调，唯有犹如太阳光芒般金光灿烂的金色，给生活在广漠中的人们带来一丝生机。因而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的上层达官贵人的衣著崇尚用金，并以此显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

　　最先由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统治者，不仅从懦弱的宋朝手中以岁贡的形式获取大量的丝绸，还从以河北定州为中心的北方丝织生产地掠取大批工匠为他们生产锦绫等高档丝织品。从新近发现的大量辽墓（如内蒙古庆州白塔塔顶、耶律羽之墓等）中出土的织物来看，其织绣品量大艺精，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这件出土于庆州白塔的联珠膺猎纹属于辽代晚期绣品，原是包裹经折的经袱。该绣品用红色的四经绞罗作绣地，以平绣为主要针法，上下各有两条联珠直带作栏，中间为一个黑地白珠的团窠联珠圆环，联珠之中是一个面形方正、胡须往两边外翘的契丹族猎人。只见他骑着马，头戴棉帽，身穿棉袍，脚着棕色靴，两手高擎猎鹰。这种鹰当地称为“海东青”。其余空隙中散布着各种与佛教相关的杂宝纹，有双钱、珊瑚、法轮等。这种将唐朝流行的膺猎纹与佛教有机结合的做法，是契丹人在吸收汉文化和中原高超的丝织技艺基础上，极力体现本民族草原风格的产物。

　　女真族也是一个酷爱加金丝织物的民族。1988年，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原上京城故地发现了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该墓是目前为止金代最完整衣饰实物的一次发掘，被誉为“东北马王堆”，其中就有大批用织金锦缝制的衣袍裤裙。从该墓出土的男女织金锦袍所使用的金线都是将纯金箔狭条加捻后包卷于芯线上，而形成金光的圆金线（也称捻金线）。

　　织金锦的鼎盛期则在元代。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当时元代的蒙古贵族不仅衣着满身红紫细软、组织华丽的纳石失金锦，就连日常生活中的惟幕、被褥、椅垫等都为纳石失所制，无一例外，甚至连军营所用的帐篷也是由这种织金锦制成的，绵延数里，场面十分壮观。

　　元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征战中，打了胜仗之后，就进行了屠城，但唯独不杀手工工匠。那些被俘虏和征调的工匠，有时多达几十万名。在元朝官营手工场中，除了灭宋后，从江南挑选的十余万丝织工匠（蒙古人称之为“巧儿”）外，还有一大批是蒙古军队在西征时从中亚掳来的穆斯林工匠，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织造织金锦的高手。这些不同民族的工匠被安置在同一地区无偿地进行生产劳动。他们相互交流，共同推进了织金锦技术的推广和提高，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北方丝织物在织造及纹样上都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

　　这件卷草地对狮双头膺锦，是蒙古建立元朝之前（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蒙元时期）生产的一件织金锦佳作。在卷草纹地上布置以两种花式的团窠：一种团窠内为双头膺，这些双头膺在公元12~13世纪时流行于中亚和欧洲各国，但此处的双头膺较矮并且造型也较简单；另一窠内则为对狮纹样，双狮侧身回首相对，头上的鬃发和两耳如冠，其尾盘绕于后腿之间。这两种纹样在蒙元时期颇受喜爱，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