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召开“缅怀林鸿荪先生的座谈会”，林鸿荪先生的弟弟林戊荪在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林鸿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本刊在此发布，以缅怀林鸿荪先生的爱国情操和奋斗精神。

在缅怀林鸿孙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林戊荪

首先，感谢李佩同志、郑哲敏同志，是他们倡议与支持召开这次缅怀座谈会的。同样，也十分感激力学所的领导决定安排这次会议。为一位辞世近半个世纪的人举行缅怀会，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足以说明它的难能可贵和特殊意义。
由于保密需要，林鸿荪从未向我透露过他在怀柔试验基地工作的情况。“文革”前，我甚至不知道他多年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能介绍的是鸿荪的童年、青少年以及赴美学习的情况，因为这些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幼年的鸿荪活得相当艰苦。他三岁患骨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患者即使生存下来也会成为驼背。幸好我家有经济能力送他去北平协和医院治疗。我父母为此全力以赴。头几年，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带鸿荪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之间。他当时穿戴石膏盔甲，行动不便，不能出门，只好在家用机器晒紫外线。上学后穿钢条背心，一直到高中都是如此。如果生在贫苦家庭，他不可能活下来。
这一生活环境决定他儿时多年无法与同龄人交往，无法从事各种运动。孤独的生活使他自幼就十分敏感，喜欢诗词和音乐。入学后，他一直都是高材生，其英文和数学出众，受过多次嘉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1938年，我父亲作为当时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负责人，利用自己是英租界工部局董事的身份，抵制日本当局的种种无理要求，保卫中国合法的币制并拒绝交出银行库存中的白银。收到过日本人给他发来带子弹的恐吓信，住家附近出现了可疑人物。此期间，他只能在家工作，英租界当局还给他配备了保镖。1939年秋欧战开始，英国人表示无法再保护他。于是，他让我们先去上海。之后，他自己则化妆成外国人乘英国军舰逃至香港。
这一经历以及我们所目睹的日本侵略者种种罪行，使我们从少年开始就知道要爱国、要抗战！不仅如此，家庭和学校教育深深刻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逐步演变为我们的理想和信念。
在上海，鸿荪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他和一些进步同学交往，阅读了大量的左派文学，之后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十分向往参加革命活动。记得，他曾介绍我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1940年冬皖南事变，更加剧了他对国民党的失望。1941年冬，日本进占上海租界，政治环境明显恶化。1942年春，经人介绍，鸿荪和我姐姐前往苏北。他所在的新四军如皋警卫团，周围大多是盐碱地，加上游击区处境艰难，生活艰苦。鸿荪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弱，很快就病倒了，只好由与他们同行的我的一位大同学（地下党员）送他回家。第二年春，由于叛徒出卖，日本特务突然来到我家，将鸿荪、我姐姐和我逮捕入狱。关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日本人见我年小，又没有任何证据，一周后将我释放。一个月后，鸿荪和我姐姐同时被放。据我母亲说，是她托了当时的中国银行经理（一位老日本留学生）找到他的日本将军同学说情后，日本人才放人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鸿荪的进步同学没有一人受到牵连。他在狱中的表现，曾受到难友的表扬。可就是这一经历，在“文革”中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他的一项罪行！
我们（也就是母子三人）无法在上海停留，只好设法逃离敌占区去内地。此时，我父亲已经转到印度工作，他获悉我们的情况，就委托一位熟悉敌占区的亲戚来上海接我们。在途中遇到发大水（这是国民党汤恩伯部队为了保护他在河南界首屯集的货物炸大堤造成的），我们不仅险些丧命，而且中途滞留了一个月，因而错过了在内地入学的时间，只好随父亲前往印度。1943年冬，鸿荪因为英文和数理化成绩均佳，顺利进入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化学系，并取得优异成绩。
1945年，欧战尚未结束，鸿荪赴美进入特拉华大学化工系。特拉华州是美国头号化工企业杜邦公司所在地，所以该校的化工系在美国名列前茅。尽管鸿荪学习成绩优秀，但因为他是中国人，杜邦公司的实验室不允许他在那里实习。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促使他转系。1947年他考入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并获得奖学金，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鸿荪涉猎极广，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在大学主修思想方法。
鸿荪和我虽然已多年远离祖国，但对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极为关切。我们参加了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中国进步学生团体，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领导）组织的冬令营和夏令营活动，还参加了党员领导的读书讨论会。鸿荪还参加了北美中国科学家协会，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有一次，波斯顿的Chinese Student Opinion刊物上发表了一位中国同学的文章，提到自己对回国的一些顾虑，包括能否适应国内的政治和生活条件，是否需要放弃他所喜爱的小提琴等。对此，鸿荪撰稿说明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生活水平肯定会下降，也许还会遇到其他困难，这需要我们积极去适应，但拉小提琴应该还是可以的。总之，那时同学们的思想十分活跃，畅所欲言，有不同意见可以充分交流。
1950年夏，鸿荪的未婚妻杨友鸾和我同船回国，出发前朝鲜战争爆发。鸿荪本人当时正攻读博士学位，鉴于这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可能会限制中国科学家回国，决定放弃撰写博士论文，提前回国。
鸿荪于1950年9月底回到北京，他有幸参加了当年国庆游行的观礼。那之后的几年是他努力工作和心情极为舒畅的几年。他先在数学所工作，在北大和科大兼课，1956年还参与了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1957年，他介绍苏联卫星上天的文章和报告，深得读者和听众的欢迎。记得力学所创立之初，一次《人民中国》编辑部领导让我去采访回国不久的钱学森所长，出来领我去见钱老的竟然是鸿荪！
那些年，鸿荪常去探望我父母，我们兄弟两家来往也比较密切。鸿荪、友鸾没有子女，每逢节假日，就会通知我们带着孩子去他们家。友鸾说，这样可以帮助鸿荪休息。有时，鸿荪在城里开会，也会来我们宿舍看望孩子或同去公园。三年困难时期，鸿荪得了肝炎，在家休养，我们曾多次见面。
1966年，“文革”开始，鸿荪遭到极大的冲击。那年夏天，友鸾要我去她家，我发现鸿荪的情绪极不正常。友鸾说，鸿荪回京途中，在列车上目睹红卫兵将他身旁一位老年妇女活活打死，据说她是“地主婆”。之后，鸿荪得了抑郁症，严重失眠，由于多吃了安眠药，不得不进安定医院治疗。出院后，鸿荪在家休养，继续修改他的著作。但他同我说过，他实在无法理解现在发生种种事情，各地的乱象、学校的派仗等等，如此下去会不会影响国家的前途。我无言以对，因为自己也没有答案。之后，我又去医院探视他。没想到，那次竟然是我们兄弟最后的诀别。
尽管重提旧事是痛苦的，我还是想说一说鸿荪去世后他的亲人所受到的伤害。
杨友鸾的痛苦是长期和无法言喻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在河南下放劳动时，因在床下放了鸿荪的遗著书稿而受到干校造反派的批判，理由是她与反革命丈夫划不清界限。（当时，造反派认为鸿荪是自绝于人民，因此是反革命）接着她中了煤气，在县医院得不到及时治疗，此后她的意识和思维受到很大影响。在这种压力下，她把《燃烧理论》的书稿送交鸿荪单位的军代表代为保管，最后这本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竟然落得无影无踪。“文革”前，友鸾已是一名才气横溢的中年记者，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但鸿荪去世后，她再未能恢复，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直到80年代末病故。当时她尚不到六十岁。
关于鸿荪的悲剧，我们开始一直对我父母保密，但时间久了两位老人开始追问，最后只好向他们透露真相。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们的悲痛难以言表。
至于这件事对我的影响，说来真具有悲喜剧色彩。对鸿荪去世，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噩耗是友鸾单位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和我的单位造反派的。大约一个月后，我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差错。那时我所在《北京周报》的三结合领导已不再允许原有的编辑用英文写作了。大部分国际问题的稿件都是转载新华社发的英文稿。电报稿上没有行距、大小写和标点符号；外国专家在改稿时用笔往往不够清楚，而我在核对稿件时没有发现她把毛主席语录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中的“全世界”给删去了。造反派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我因为鸿荪去世对毛主席产生了刻骨仇恨，停止了我的工作，并开了两次批判会。发言的调子越来越高，我成了众矢之的。最后，我找到军代表，拿了原稿向他介绍了事情的原委，表示我承认自己责任心不强，出现差错应该检讨，但对造反派的指责难以接受，因为我的出错与鸿荪的事无关。军代表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劝我应该“正确对待群众”云云。结果，出乎意料，原定的批判会不开了，并恢复了我的工作，而造反派居然也不再提起这件事，好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一样！
“文革”后期，我们单位出现了较好的政治气氛。恰巧此时调来一位在力学所工作过的政工人员，他同我谈起力学所的情况，激发了我要调查和了解鸿荪辞世的原委。我找到以前见过的钱福星。他与鸿荪同时受难，经常受批斗。他说，在食堂里大家吃饭时，鸿荪被挂牌罚站在饭桌上，这对他的人格肯定是极大的污辱与伤害。此外，他说，他给正在劳动的鸿荪看《人民日报》上有关郭永怀所长飞机出事的报道，鸿荪看了之后面色沮丧、沉默不语，第二天就出事了。这些第一手的情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0年科学大会召开前夕，我和杨友鸾的弟弟杨友龙开始了第二次调查。根据友鸾提供的线索，我们找了郑哲敏等同志，了解更多情况。我们把情况写成报告，交给科学院有关办公室，当时主持平反工作的是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鸿荪的冤案在十二年后终于得到平反。不久开了追悼会，钱学森、朱光亚等同志（朱光亚与鸿荪在美国中国科协活动中相识）都参加了追悼会。但鸿荪在怀柔基地的遗体没有找到，只好在那里种了几棵松树。他在八宝山的骨灰盒内放的是一本书。由于他的工作属于保密范围，当时此事没有在报上刊登。
1999年，张劲夫同志在《科学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介绍科学院为两弹一星所做的贡献。其中多次提到了林鸿荪，并对他的辞世表示惋惜。李佩同志专门为林鸿荪的贡献和为人写了文章，她还建议把怀柔基地恢复为让后人参观的纪念地。这些都让我们由衷地感谢和敬佩。
希望这次活动不仅为鸿荪正名、给我们亲友带来慰藉，而且还能帮助在座的年轻科学家对当时工作在第一线的学者、科学家的爱国情操和奋斗精神有所了解。林鸿荪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一员，他们的精神和风范是值得传承的！
希望鸿荪的悲剧不会重演。希望像他一样爱国的、渴望报效祖国的新一代科学家能够如愿以偿，在良好的、有利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为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作出贡献，实现鸿荪等前辈科学家的遗愿。